看死君:第70届柏林电影节已然拉开帷幕,七十大寿,不冷也不热。而回望近几年与柏林挂钩的华语片,可谓悲喜交织。从2017年《好极了》惊喜入围,到2019年《地久天长》荣封帝后,都还历历在目。但身为影迷的我们也注定不会忘记,那两部双双退出的《一秒钟》和《少年的你》。
纵观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一部华语片,便是蔡明亮导演的《日子》,据说全程无对白,而男主角依然是雷打不动的李康生,所幸还多了来自泰国的演员亚侬弘尚希。
此外,韩国导演洪尚秀的《逃走的女人》、美国导演凯莉·雷查德的《第一头牛》、德国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的《温蒂妮》、法国导演菲利普·加瑞尔的《眼泪之盐》、柬埔寨导演潘礼德的《辐射》、美国导演阿贝尔·费拉拉的《西伯利亚》等主竞赛入围影片,也都各有各的拥趸。
主竞赛之外,最大的热门之一恐怕就属贾樟柯导演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了。柏林电影节将本片安排在第一天放映,甚至抢走了开幕片的风光。而这也是贾导继2010年的《海上传奇》之后的又一部纪录电影,没想到已时隔十年。
影片原定片名为《一个村庄的文学》,去年平遥电影节时,正式官宣改名为《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当时,有很多影迷感叹说,改名后更富诗意;但也不乏有人认为,其实原来的片名更符合贾樟柯的“土味”。无论如何,影片的海报真的是一大亮点,正着看是海,反着看是山;想必,这也是贾樟柯导演对所谓“故乡”这个概念的宏观理解吧。
作者| Lawliet
在我看来,《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非常“贾式”的纪录片,跟当年的《海上传奇》一样,在个人采访之外穿插一些独特的影像。这些影像看似与采访者无关,却又像是对采访者口中的乡村进行了一种复刻式的重现。
文学系出身的贾樟柯,向来对影像的解读有着非常细腻而琐碎的理解。而在本片中,他似乎在强调一种观念,影像也可以像文学一般有力、暧昧,同时又有丰富的信息量和解读空间。
先来说说采访以外的元素。贾樟柯将全片分为十几个章节,着重介绍并采访了贾平凹、余华和梁鸿这三位作家;并从中国当代的“乡土文学”入手,描绘了一幅看似真实却又如同小说般有距离感的图景。
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乡村已然逐渐变得陌生。但其实,乡村恰恰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土”,而是下里巴人式的,有着更为通俗、更为人性的浪漫。
特别有意思的是,贾樟柯拍村民的方式,镜头的焦点总是游弋在空间与人之间:小物件的空镜头,老人脸上纵横的皱纹,浑浊的眼,对摄影机的似看非看。
就像在文学上,这是一种绝对的第三人称上帝视角。你可以很近地观察人物,用很大的篇幅去描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也可以一笔带过,就像是呈现一个全景那般。
贾樟柯的影像便兼顾了电影与文学二者,抽离在文本之外,给观众单纯的视觉形象,并随性地拉动着观众与被拍摄者的距离,时而正视,时而偷窥,给我们足够的想象空间,并用特写镜头主观性地引导我们进入乡⺠的生活。
在采访几位作家之前,贾樟柯先采访了几位村⺠作为铺垫;而文学,就是用更高级的语言,把朴素的村⺠生活用文字表达出来。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曾经经历了什么;那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何来了又走, 为何走了却不再回来。无论如何,这就是中国当代的乡村。
从贾家村出发,直到进入每一个乡土文学作家笔下的乡村。前后三十几年的发展,往日的乡村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些景致永远地消散了;所幸,关于乡村的动人魅力,终究以记忆的方式化作文字,被储存在书页中。
影片前半部分的叙述较为松散、模糊,大致介绍了贾家村,以及对几位著名作家如莫言、苏童等人简单的采访。后半部分终于渐入佳境,着重采访了贾平凹、余华和梁鸿。
余华聊得非常幽默,令人忍俊不禁。他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影片中,余华提起了初入文坛时的励志经历,他在无数次投稿失败的情况下,终于收到《北京文学》的邀约,前往北京改稿。从无名小卒走向成名作家之路,余华用自我调侃的话语, 描述了这一路的艰辛。
中国的乡土文学,自然离不开故乡,更离不开人的生活。余华最著名的小说《活着》所讲述的便是一个人的一生。倘若脱离开生活本身,通俗文学就不再有意义;而中国的乡土文学正是基于这一点,将普通人的一生以看似不普通的方式,如历史那般记录着、传颂着。
影片中,余华提到自己儿时闯入太平间的经历。他说太平间非常干净,正值夏天,他躺到一张水泥床上,觉得格外凉爽。他对此引用了海涅的诗句“死亡是凉爽的夜晚”,这或许便是他对死亡的理解,却跟多年前的乡村记忆联系在了一起。而这句诗的上半句“活着是痛苦的白天”,正体现了余华创作过程中对生与死的体悟,不由让我想起余华笔下那些命途多舛的小人物。
对梁鸿的采访中,她提起母亲时不禁哽咽,说如果她能对此侃侃而谈,那才是真正的放下。显然,成为一个作家不仅要有丰富的经历,还要有超于常人的感性,哪怕这种感性为自己带来巨大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最终将化作力量与文字。我以为这绝对不是一种“负能量”,而是真实感情的传递。
当采访梁鸿的儿子时,贾樟柯还特意要求他用河南话做自我介绍。而梁鸿的儿子从小生⻓在北京,早已忘记河南方言怎么说,母亲只能一句一句地教他复述。对于下一代来说,乡村从此便成为了上一代的故事,很难再去重新体会。而一个个文学故事,则成了传承文化的载体;虽然无法令时光倒流,但也能让后辈们触摸到一丝乡村的气息。
贾樟柯导演拍摄这部纪录片,主要还是从文学⻆度着手,展开这样一段“寻根”之旅。每个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家乡,也有着关于家乡不同的回忆。导演将个人采访与影像创作巧妙地串联起来,同时穿插素人朗读文学作品的桥段。三种表达方式相得益彰,使整部纪录片有了非常清晰的主题和故事性。
影片最后,余华独自走在海边,回忆起儿时总觉得海水应该是蓝色的,但他在现实中看到的海水却是⻩色的。他小时候便总想着一定要一直往前游,直到海水变蓝。
作者| Lawliet;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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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Somer(子非鱼)
看完电影回到家,已经是柏林时间晚上七点。打开手机微信,发现自己漏掉一条上午的重要信息,在乡下外婆家的舅舅发来信息说:“现在可以打过来(微信电话),外公在门口等你。”
外公和外婆住在湖北乡下,距离武汉只有大约两小时自驾车程的距离,今早,作为乡村医生的外公接诊了外来人员,舅舅说外公在家自行隔离。我们的视频计划必须推迟。谁知,住在湖北乡下的外公外婆为了看到我一眼,特地跑到了隔壁舅舅的屋子门口,等著和很久没见的外孙女说说话。
就像贾樟柯在电影开始前说的最后一段话:“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中国人最困难的时候,在出发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按时抵达柏林。最后,我们还是来了。我想,这个时候,电影应该存在。”
对于当下身在国内的人来说,看电影、逛街、聚会之类的活动都是加速病毒传播的危险行为。人们只能在家里等待,等待“禁足令”的解除。我不敢写太多“春暖花开”的希望风格的句子,这场持久的抗疫战中,我并没有做什么。
这部电影以前的名字《一个村庄的文学》,不知道是不是“改编”刘亮程散文集的名字《一个人的村庄》
60后作家“代表”余华从小生活在浙江海盐,一个靠海的小城,小时候,他和小伙伴们经常去海里游泳。那时候,海盐的海水是黄色的。在学校上课时,课本里说海水是蓝色的,他经常想:为什么我都看不到蓝色呢?
有一天,他游了很长一段距离,一边游一边想着:我要一直游,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酷酷的60后余华
夜晚的海盐,他走在海边,说着自己儿时的心愿。影片在这里画上句点。这时,我旁边的一位德国奶奶说了句:“Toll!”(太棒了!)而我想到自己小时候读完课文后冒出的疑问和与余华相似的渴盼——山的那边是海吗?在被小山丘环绕的我家乡的小镇之外,可以看到大海吗?
作为一部以作家为主要受访者的纪录片,这是一个很好的开放式结尾,有充分留白,也让人感受到这些作家各自探索自身出路时的诚挚和坚韧。
最后一个提问的年轻人直接引用影片的片段,并抛出一个“导演可能觉得有点难回答”的问题:
影片里有个片段,余华的短篇小说被《北京文学》选中后,编辑叫他去北京改稿,原因是“这篇稿子的结尾太灰暗了,在新中国绝对没有这么灰暗的事情,得改一个光明的结尾,稿子才能发表。”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场景可能有点讽刺。不过,在影片结尾的合作方和感谢名单里,我发现很多政府机构的名单。而结尾的“游到海水变蓝”也有种光明的结尾的感觉。我想问,贾导有没有收到编辑的要求,所以特地给片子设计了一个比较光明的结尾呢?
贾导对这一“困难”问题的回答很有力,他一步步拆开来回应。他说,在中国,要拍任何地方,无论一个镇、一条街还是一个社区,你都得先申请拍摄许可,获得管理这一区域相关部门的批准后才能开机。我想,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
另外,“我没有一个像余华当时那样的编辑,这部片子的主要投资人是我自己,我没有提出这样要求的’编辑’,没有特地做一个“光明的结尾”。”
最后,作为某种对提问和对电影开场时候那段话的“呼应”,贾导也引用了余华作为他这部电影全球首映的结尾。
“我想,无论是电影工作者,还是别的领域的人,都会有一定的希望社会变好的理想。我拍电影22年了,拍到现在,我发现,期待的改变其实很缓慢,当然有某种疲惫,某种失望。
但是,在拍摄这部记录片的过程中,听贾平凹讲他的经历(文革时,作为镇上教师父亲被批为国民党特务分子,撤销公职,被押送回乡下老家,父子俩见面时,贾平凹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哭泣......),到余华的经历(全场观众几次的笑声都被余华这部分包了),再到梁鸿用她的文字,讲述她自身以及这个时代的底层人物的故事......
通过这三位作家的讲述,我发现,变化虽然很缓慢,但它是会发生的。就像余华引用《国际歌》的那句“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我们要自己救自己。”
游到海水变蓝,从某种意义上,和《国际歌》有些相似的含义。
贾平凹
大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在家里的书房发现一本《贾平凹散文集》,按照我一贯的“选书”习惯,翻开正文部分第一页,看看这个作者的难度几何。读著,发现文字挺朴实,讲的也是生活日常,我便半懂不懂地啃下来了。
现在,我脑子里已经没有关于那本翻得挺破旧的书的残留记忆了,只记得中专中文系毕业的妈妈看我又“看上”她藏书里的一本书,给我简单科普了一下——这是一个西安的作家,他的名字不读“ao”,要读“wa”(我当时脑子里出现一池塘的青蛙),是陕西方言的发音;我们读书的时候(90年代初),他特别火,大家都喜欢读。
今天看贾导的片子,才对这位生于五十年代、写作过程经常用到陕西方言的作家有了更多了解。贾平凹二十出头的时候,也经历了一段迷茫期,他说“那时年轻,什么都想写,毕业后也是什么都写一点,到1982,83年的时候,感觉这样不行,得找个方向。”
那段时间,他决定回老家商洛待一阵。回去后,他和两个朋友一起,每天骑着单车,在村里到处逛,感觉很痛快、自由。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在小村小诊所感冒打针,因为注射用品不干净,感染了乙肝,用了15年才治好)和最大的快乐都在这个时候。”回忆自己和故乡重新产生联系的那段时间,贾平凹说。
那时,他开始找到自己坐标系的原点和方向,以贾家庄的人为原型,创作新的小说,从短篇到长篇。到八十年代中期85、86年的时候,他的坐标系慢慢成型了——“站在家乡,看中国,看世界。”
贾导说,现在,他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老家汾阳(没事的时候就住这儿,有事的时候离开。他在《十三邀》里如是回答许知远)。他有很多电影取景在老家,现在,很多时候也去各地取景拍片(譬如这部,去了三位作家的家乡)。
无论在哪里拍摄,“汾阳是我的起点,一直给我灵感。它是故乡,也是中国。”汾阳就是中国,因为汾阳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城,而中国正是由无数这样的小县城组成,而不仅是那几座大城市。
梁鸿
2007年,梁鸿在北京生活第七年,读完博士,结婚生子,儿子两岁了,生活里的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她好像即将开启生命的新阶段。她却感觉这样的状态不对劲。内心有个隐约的声音,叫她回家看看。当然,不仅仅是“看看”,她决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写东西。
这次回去,她慢慢生出新的观察角度,重新去看待家乡的老人,家乡的河流。她去拜访村里的老人们,发现他们经常接到在外打工者的电话,有时收到在外打工的子女寄来的汇款单,他们开心得好像过节一样。梁鸿意识到,梁庄有很多人在外打工,虽然他们人在外地,但一直心系梁庄。而她自己,也是这些在外工作的梁庄人的一员。
“梁庄三部曲”就此拉开帷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
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我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我的故乡是穰县梁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即使在我离开故乡的这十几年中,我也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
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它包皮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包皮含着多少生命的痛苦与呼喊?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我回到了偏远、贫穷的梁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每天,我和村庄里的人一起吃饭聊天,对村里的姓氏、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作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我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以及那些已经逝去的亲人。
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你会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问题,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笼统的群体,你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
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是如此丰富,如此深刻,即使像我这样一个以文字、思想为生的人也会对此感到震惊不已,因为这些情感、语言、智慧来自于大地及大地的生活。”
看完梁鸿的讲述,忽然想起我从2013年上大学以来在家住得最长的一段时间,每天去长江边跑步,翻翻过去的日记和同学录,读那些买了很久都没机会翻开的书,写长长的回家日记。
那时,我意识到,虽然我那旺盛的“怀远病”(Fernweh)总催我离开,但我的身体的确是最习惯这个湖南北部小镇的,这儿湿润但不带咸味的空气,长江大堤上从水面吹来的暖风,自家小菜园里爷爷种的很辣的辣椒......
影片最后一名受访者是一名00后,梁鸿14岁的儿子,导演请他自我介绍。他用标准的普通话介绍了一遍自己。“我在河南出生,在北京长大;在人大附中念书,我的爱好是物理...”介绍完,导演抛来新的问题:“用河南话把你刚才的自我介绍再说一遍吧!”
在北京长大的大男孩听了,连连摇头:“河南话我都忘了。”导演说,没事,试一下。
他开始小声练习,把刚才的话“翻译”成河南话版本的。梁鸿走过来,靠着儿子坐着,说,没关系,妈妈来教你。跟着妈妈标准的河南话,大男孩一句一句地重复了一遍。
教完后,梁鸿说:“你再来说一遍吧。”大男孩不再拒绝,用河南话做了个完整的自我介绍,能感觉到他部分字音有些拿不准。但是对于他来说,是否标准不重要,说河南话的过程,也是他在和自己家乡建立联结的过程。
等他长得更大一些,会更理解妈妈书里写到的那条改道的河,和村里人形容这条河的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梁鸿说,很早就生病卧床的母亲几乎不说话,在她心里,母亲就像一道沉默的阴影,直到现在,她都无法和人谈论母亲
确定了自己的坐标原点后,无论看什么,好像都在“佐证”自己内在的声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也恰好呼应了我当下的状态。前几天和高中闺蜜聊天,她正准备出国的GRE考试,她说,她对当下国内的现状很失望。
我说,我毕业后准备回国,继续做新闻。她听了有些惊讶。聊了几小时,她领会了我的决定,说:“的确,如果你人在国外,心里还是一直惦记着国内的一切,可能还是回来更好吧。”
贾平凹在《带灯》这本散文集里写过“故乡”的一种定义:
夜里,看完了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带灯也在她的房间里读元天亮的书,书上说:你生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
“故乡也叫血地”,所以,无论身在哪里,血液里仍有故乡埋下的种子。
而当这种子发芽,当这召唤再次响起的时候,你只能停下远行的脚步,重新去拥抱你的缘起。
就像我亲切的“同乡”作家沈从文说过的,“我实在是个乡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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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说,小时候读到海水是蓝色的,可他看到的海,是黄色的。所以要游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片子是拍给海另一边的人看的,或者依然在奋力游泳的人。贾导对自己的作者身份意识清醒,贯彻始终。
影片的基本构架,是一群出身乡土的文艺工作者的自我叙述。大部分访谈场景都将观众与被采对象做了一定程度的视觉隔离,拒绝刻意煽情或强制带入。镜头也并未对他们的故乡做具体客观的描述。这里的“故乡”几乎是匿名的,是金色的麦田,蜿蜒的小路,和充满破烂招牌的街巷,是三代之内你我任何一个人的“故乡”。是一个抽象的场域,是我们跋涉之徒的血脉之源。
有趣的是,贯穿这些分散讲述的,是刻意诗化的场景、夸张的文学朗诵、贾家庄戏台的古典配乐等。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观者注意我们与“他们”的距离,并不断思考我们自身的位置。
有一段印象深刻的蒙太奇,是莫言、余华、西川等当代文学大拿,在某个汾阳贾家庄做文学演讲。作者的脸、勃拉姆斯、舒曼、上帝、城市、棚拍、闪光灯、戏曲、老师、蹲着、打工……在画面与声音中迅速切换,如同飞速发展的都市景观,带着一种毫无逻辑的天经地义。
影片后半程,在梁鸿的讲述中,乡土现实与文学梦想的暧昧关系被推到前景,或者用电影本身的语境,被推到“岸边”。梁鸿从泥土中抽身,朝着蓝色游出很远很远,却从心底感到一种“背叛”。她选择回乡去,带着北京长大的儿子,带着自己的学生,带着对父亲的疑惑,带着对姐姐和母亲的歉疚,回乡去。而观者,也在母子二人同框的时刻,完成了从“我们”到“他们”的链接。
PS.
小时候,郑州的天空是蓝色的。埋头做题十二载,耳机里都是英语,再抬头的时候, 天已经灰了,而我还没有看过海。一晃眼,大洋彼岸蓝天白云。又十年,听见《黄河瑶》就哭,不听海浪声睡不着觉。似乎那海,依然在别处。那条河,也不大回得去了。
中秋档期,最受影迷期待的院线电影,无疑是贾樟柯的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部纪录片由贾樟柯牵头,作为他主创的“吕梁文学季”的一个衍生项目,通过对马烽(女儿)、贾平凹、余华、梁鸿几位知名作家的采访,讲述他们个人的生活记忆,由此展现上世纪50年代以来,长达70年间的时代变迁。
“村庄”里的“文学”,是本片的两个关键词。题材看似冷门,实则又与我们每个人都“血脉相连”,根植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逐步照见那些故乡往事。然而,这部纪录片并没有处理好这个题材,显得敷衍、浅尝辄止。作家们面对贾樟柯讲述的内容与他们面对传统媒体说的内容有差异吗?也许有,那即是更加浅显。尤其是余华的部分内容,实际上已经在各类媒体稿件中被反复书写。
影片有如项目“宣传片”式的模式包装,尤其是中途一段声画叠化的宣传片段,显然也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当看着业已成功、“星光闪耀”的文艺中年们,坐在一个精致、雅观的摆拍场景中,从地方志与家族史开始,畅谈时代变化下的文学之路…与之遥相对应的,则是那些如贴纸般贴在电影里、毫无灵魂的社会与人的景观。不得不说,本片完全无法达成我们对于贾樟柯式纪录片的期待。
从主流体系而言,中国当代的严肃文学与艺术电影,很大一部分都基于乡土背景。它们呈现着一个个村庄的样貌,村民的生活与日常状态,以及社会变迁浪潮下的巨大转变。
片中,《秦腔》、《古炉》的作者贾平凹,书写的是陕西风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作者余华,则聚焦于南方的乡土人情。出生于河南邓州、著有《出梁庄记》、《神圣家族》的梁鸿,也是在老家完成了小说,致力于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
而这也正是第五代与第六代导演们,在自己的代表作中反复回溯的母题。从陈凯歌的《孩子王》、《黄土地》,到张艺谋的《红高粱》、《活着》,再到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山河故人》。在这一条中国艺术电影的脉络之下,贯穿的是两代人对于乡土的探寻。
相连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归根结底,来自于作家与导演们土生土长、对于乡村共通的记忆。村庄里有着他们童年和少年时的家族印记,也构成了他们乡土文化的根脉。
贾平凹讲述了自己童年生活在小县城里的“偷书”记忆。他小时候缺书看,在亲戚家拿到手了两本《红楼梦》,对里面繁华的大观园抱有同感,因为自己就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家族里。而最大的差别,显然在于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双重差距。以这个角度为起点,他逐步意识到要站在家乡的视野里,来看待中国、看待世界。
从80年代开始,他有意识地以故乡商州为出发点进行小说创作,其中重点关注的,就是再现中国社会的转型给农村带来的激烈冲击和变化。“商州系列”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也让他成为了“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
余华分享了自己的童年经历,以及自己走上作家之路的机遇。小时候,他的父母都在做医护工作,而他家旁边就是太平间。直至现在,太平间都是他记忆里最干净的地方。因为路过的时候,他经常会在里面睡午觉。
1978年,高考落榜之后,余华进入了卫生院当牙医,天天拔牙,感觉“自己就像笼子里的鸟”。也是在那时,他发现隔壁文化馆里的人成天在街上闲逛,那是截然不同的工作生态。为了进文化馆工作,他开始尝试写小说。经历几次失败之后,余华的一篇短篇小说被《北京文学》相中,编辑部请他到北京修改,回来后他就如愿以偿地进了文化馆,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女性作家梁鸿的经历,更具时代特性。2007年,她在北京已经生活了七年,博士毕业、结婚后生育,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把她“框定”成了北京城里人。然而她却觉得这样的生活不对劲,一定要回家住一段时间,观察家乡的情况,重新看待自己的生活和写作。回家后,梁鸿发现自己以前所写所谈的文字,大多离真正的生活相距甚远。里面没有真正的生活,不能体现人的本质意义,与广阔的现实、深爱的故乡越来越远。
而书写梁庄,书写那些留守在这的老人和孩童,那些被迫离开故乡的打工者,不仅给梁鸿带来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成了她日后的代表作“梁庄三部曲”。
贯穿《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全片的一个核心命题,是“无法割舍却难以归去的乡土”——我们无法割舍自己的家乡,却越来越少地回去,甚至再也回不去家乡——但将这几位作家串联,到底想呈现什么?确实能尝试如上所言,强行提炼出来,我却几乎不能说服自己这样的命题真的成立。况且即便命题成立,也毫无深度可言。
贾樟柯将全片分为十余个章节、词汇,以此勾连起几代人面对乡土的不同感受。但影片的结构过于零散、不知所谓,况且就大结构而言,仍旧是平铺直叙式的,没做什么好的设计。
在精致的光影镜头下,贾樟柯将自己上世纪的电影《小武》中的画面,与当下的农村景观、村民特写摆拍交织在一起。两个时代的两种画面拼贴,构成了对于乡土的过去与当下的对望。把当下的乡村呈现出陌生化、远观化的质感,也突出了当代年轻人对于乡土的陌生感。
与此同时,镜头游弋在村庄与人之间,也造成了明显的疏离感与凝视感,甚至呈现出了村民们“集体失语”般的样貌,此设计如同空中楼阁。作家们端坐于“清场”后的景区、戏院、街边小馆,在经过修饰的画面中对着大型摄影机侃侃而谈,越发地令人感到不适。
在一定意义上,这些修饰的镜头与作家们的讲述,共同指向了一种当下的现实问题:隔代之际,乡土也面临着断层的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成了“空心村”,了无人迹。人才流失,年轻人们不愿意留在故乡,涌入城市打工。而不少流传在乡土的民间文化,也由此走上了逐渐消失的道路。
如同梁鸿所言: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为何乡村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
传统中国注重乡土,但伴随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以及人们频繁的迁徙,自古“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传统被打破,原先的乡土价值观也由此被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留在乡土的人所感到的精神迷茫。
山河依旧,但人与城市发展的快步向前,造成了故乡的“悬空”。人口迁徙、重新定居的过程是如何产生的?社会变化又为何总是给农村与城市的边际带来最为巨大的变化?村庄的村民又是如何一点点成为城市的居民?……
这些问题,是贾平凹、余华和梁鸿的小说作品中不断思考的,也是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尤其是贾樟柯、王小帅一贯聚焦的社会议题。乡土无疑是他们这些亲历巨变的导演,最好的创作舞台。可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并没有把握住其中的复杂性,或者说如今的环境,也无法提供对此类问题深度讨论的空间。
影片最后安排了两段镜头,将其带入到当下的语境中。
贾樟柯采访梁鸿的儿子,要求他在用普通话做自我介绍之后,再用河南话做一遍自我介绍。这个从小生活在北京的男生,从未掌握过方言,哑口无言地陷入尴尬的状态。梁鸿此时只能救场,坐到他身边教他一句句地说,再让他进行复述,许多读音尚不准确。
在这番言语的差异里,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一代已经无法去体会父辈母辈的故事。那些经典的文学与电影作品,从曾经感同身受的时代创作,在当下扭转成为了传承乡土文化的载体。但“鹦鹉学舌”式的相教,难道就是一种好的方式吗?这对年轻一代而言,也莫过于是一份审视下的苛求。
收场一幕,余华走在海边。他的故乡也是被海围着的一座小县城,在小时候,他会与小伙伴们集结去海里游泳。他那时就对海有一个疑问——课本里都说海水是蓝色的,当地的海水却是土黄色的。直到有一天,他尝试着不断游泳,边游边想:我要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纪录片也随之戛然而止,余华的这番话,其实给电影带来了一个稍显刻意的“光明”的收尾。无论如何,我们终有一天要学着离开故乡,去往更大的世界,从“黄土地”游向“蓝色海洋”。
期望下一辈“不改乡音”是不现实的。面对当下,在下一辈的口中,普通话与方言的差异,本质上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知晓差异,不要丢弃、遗忘了故乡,而是学着重新去认识它。
在贾樟柯的镜头里,余华大大方方地坐在街边小餐馆的桌前,在一众调料瓶筷子筒餐巾盒的包围下,举着手机看篮球比赛,看到投入之时,不禁发出“哎呦”的叹惋呼声。
在那一声“哎呦”之后,一段长达二十分钟的单人脱口秀表演开始了。每一个看过的人,恐怕都忘不了他在影片中生动而精彩的讲述,以及放映厅里持续不断的笑声。
读过一两部余华小说的读者,免不了被作品中的苦难“误导”,以为作者本人也是严肃的、忧郁的,看完电影后才发现,原来真正的余华是“幽默”的,”灵动”的,甚至是“可爱”的。当人们开始重新适应这个有些“反差萌”的形象时,却发现,跟随着作家的讲述,从最初走上文学道路,一直到不久前出版的新作《文城》,一切都有迹可循。
影片里,余华回忆起自己与文学的初遇,那是来自70年代末,历经浩劫残存下来的书本,缺章少页,没头没尾。“没有开头还可以忍受,没有结尾实在让人无法忍受了。”于是少年余华便每晚躺在床上,幻想小说的结局。想了一个不满意,就再想一个。在下一本没头没尾的小说到来之前,有的是时间寻找最令人满意的版本。
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他之后的创作道路中,每个故事都始于一个没头没尾的场景,和一场漫长的幻想:《活着》源自一首名为《老黑奴》的美国民歌,余华听了以后深受触动,便开始想象一个中国农民的一生;《许三观卖血记》源自他在大街上遇见的一个泪流满面的老人,他不由得想,究竟是怎样的遭遇,让这位老人不顾体面,旁若无人地在街上大哭;《第七天》始于他头脑中突然出现的一个荒诞场景——一个死去的人接到通知,要去火化自己,由此开始了一段奇异的旅程……
有时幻想一气呵成,有时却困难重重。写《文城》的时候,故事的起点是一个男人抱着婴儿寻人的场景,至于他寻的是谁,有没有寻到,都是未知。那是90年代末,查找资料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他却想写一个始于一百年前的传奇故事,理由很简单:第一,他没写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于是想写;第二,他喜欢《基督山伯爵》那样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于是想写。听起来有点任性,但作家不就是一群用文字为自己的任性买单的人吗?
于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不断续写最初的场景,又不断推翻。这期间陆续有新的故事冒出来,使他完成了《兄弟》和《第七天》,但写完别的故事,他又回到了《文城》,继续探索故事的结局。这个男人是谁?他要找的人是谁?他如何寻找?找到了会怎样?找不到又会怎样?……每一个问题都会生出无数枝杈,他在无数可能性的网里漫游,最终编织出一幅命运交错的画卷。林祥福、纪小美、陈永良、顾益民、林百家……越来越多的人物从这张网里长出来,从画卷里走出来,为我们展示了一段爱恨悲欢,一种人类生存境况,或者只是一个单纯的、好看的故事,它丰富了我们的想象和生活。
在影片中,我们从余华愉快的讲述里,依稀可见当年那个痴迷于故事结局的小男孩。这个男孩在幻想世界里长大,做了牙医,因为厌倦了人类口腔里无聊的风景,想尝试另一种生活,便拿起了笔,把自己脑海里的世界写了下来。
也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在无数次推翻重写的过程中无心插柳,《文城》最终写成了一个爱情故事。主人公林祥福执意寻找的是他失踪的妻子小美,而小美的出走则是为了实现对另一个男人的承诺,甚至她与林祥福的相遇都只是两人私奔路上的意外。
这个听来有些“狗血”的爱情故事,在小说中却表现得极为含蓄,因而冲淡了戏剧性的成分,显得顺理成章。这种含蓄符合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显然也符合作家本人的经验。
回忆起学生时代的爱情,余华讲了一件很有趣的经历。他说起自己第一次收到女同学递的小纸条,那纸条被对方以极其复杂精密的方式折叠起来,他费尽力气小心翼翼地拆开,生怕撕破了而错过什么“美妙的话语”,结果纸条上写的却是批评他弄坏了借走的图书,下次再弄坏就要赔偿云云。但末了却追加一句:这次我就先收下了。结合那纸条精致的折叠方式,他明白了女孩的意思。
这种笨拙的表达方式,如今已经相当罕见了。在今天的各种社交平台上,年轻的男孩女孩们花样百出地“晒”着自己恋爱中的每一个细节,不遗余力地与陌生人分享自己的幸福或痛苦。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大概很难想象,笨拙而沉默地爱一个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这也难怪,很多读者不理解《文城》中林祥福的寻找,也不明白他怎么会一辈子找不到小美。明明他已经找到了小美的老家溪镇,还在那里住了十几年,镇子那么小,找一个人很难吗?
是的,很难。因为林祥福是一个沉默的爱人。他不会大张旗鼓、四处打听爱人的下落,如同今天的人遇事发帖,请求转发扩散。相反,他努力隐藏自己的来历,只是尝试用各种借口旁敲侧击。就连对自己的至交好友陈永良,他也绝口不提,直到对方要离开溪镇,他才透露了自己来到溪镇的真正目的。最终,命运使他凭着记忆中小美的口音找到了正确的地方,却也使他一次次地错过了正确的消息。
十几年的沉默,换来一辈子的遗憾。林祥福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护小美,因为他不知道,说出实情会对小美造成怎样的影响。又或者他很清楚,如果说了,镇上的流言蜚语会对小美造成怎样的伤害。所以他只能年复一年地,持续着沉默的寻找。
余华曾说,他想要写一个像《圣经》里的人物一样至善的人,这个愿望在林祥福身上实现了。可如今我们已经很难相信纯洁无瑕的善良,如同我们很难理解一百年前沉默的爱情。
小的时候我每年夏天都在这儿游泳,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海流了,我就知道我不能挣扎,我只能跟着海流走。一直到四十里外的地方我才爬上来,赤脚沿着海边走回来。
站在故乡的海边,余华在浪涛声中讲述着儿时的经历。顺着海流,身不由己地向远方漂流,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上岸。
我小的时候看到大海是黄颜色的,但是课本上说大海是蓝色的,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我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儿时的愿望似乎冥冥中指引了作家接下来的人生,也指引了他笔下的人物:在时代与命运的浪潮中顺其自然,却又保持着一股天真的执着,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执着。
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余华尝试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却落榜了,于是他接受父亲的安排,进入镇上的卫生院当了牙医。可这份工作很快让他厌倦,他不想一辈子都这样干下去,一辈子看着黄色的海水。他想去外面看蓝色的大海。
那段时间他很羡慕镇上文化馆的自由工作,便开始尝试写小说。一开始投稿屡屡被退,他不气馁,也不较劲,换家杂志继续投,就这样不停地写,不停地投,终于收到了《北京文学》编辑的回应,从此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后来,他写了很多顺从又执着的人。比如《活着》里的福贵,看起来对一切苦难都逆来顺受,但谁也无法从他身上夺走活着的意志。
再比如《文城》里的林祥福。他一生都在寻找小美,他的执着毋庸置疑。但是当时代的巨浪袭来,溪镇也被裹挟进乱世的浊流,他坦然地踏进了浊流之中,冒着生命危险前去与土匪交易,深知这一趟有去无回。照理说,林祥福本是一个外乡人,又积累了足够独善其身的财富,心里还有寻人的执念,他有无数借口可以不蹚这趟浑水。可是溪镇的百姓给过他恩惠,如今他们又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于是他顺从了他们殷殷的目光,走向了死亡。
福贵的活着和林祥福的死亡,都是时代浪潮与个人命运交织的结果,但生与死,对于这两人来说都是求仁得仁。
余华擅长用举重若轻的笔书写这样的普通人,如同他举重若轻地讲述自己的经历。
普通人在海流中无法挣扎,但普通人也想看一看蓝色的大海。也许幸运地看到了,也许遗憾地错过了。可是只要一直游一直游,总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一开头,科长借着那位贾家庄的年迈村民之口向我们描绘了一块土地从贫瘠到丰饶的过程:
在以前,贾家庄的地全都是白茫茫的盐碱滩,庄稼难以成活,村民们的生活都很困苦,村里的男丁连老婆都讨不到,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光棍村。而后来马烽来到了贾家庄,带领村民治碱,效果卓有成效,几年后贾家庄的粮食产量不仅能自给自足,甚至还能有许多剩余向国家出售。
而他们治碱的方法,是“治水改碱”。所谓“治水改碱”,大体上的操作方式就是:挖沟造渠,将原本浅洼野塘中的死水与河流相通,变成流动的活水,将土壤中的盐碱带走,从而变成适于长庄稼的好地。
被土地禁锢着的水把土地变成了不毛之地,土地上不长庄稼,人们吃不饱、穿不暖且没有性生活;而当水被人从土地中解放后,土地开始丰饶,人们开始“吃饭”、“恋爱”(电影中紧随着的两个小章节便是以此命名),这样的对比,是科长在开篇埋下的隐喻。同时,电影以时间为线索,共分为十八个小章节,在这样的结构设置中,这段被放在所有章节前的开篇天然具有提纲挈领的意味,而由一位长者缓缓道出,更让这个“治水改碱”的故事像极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
老者的口音很重,由于年纪大了口齿也很含混,而这一段开头的内容时长有差不多二十分钟,并且在这段叙述中镜头全然地对准了那位老者,并没有用纪录片惯用的插叙手法来调节观感。对于观众来说,这无异于一种痛苦的折磨,事后想想,也许科长正是想用这种让人会有些不适的观感,以使得观众印象深刻,去领会他的隐喻。
在电影的其他章节里,科长展现了时代发展变迁给人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新与旧”、“声音”、“远行”、“收获”、“活着”);用小家庭的家史写大时代的变迁(“母亲”、“父亲”、“姐姐”、“儿子”)。贾樟柯邀请到了几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相当分量的作家来充当叙述者,每一位都堪称是各自时代文坛的领军人物。在看电影之前,有关宣传都把这几位作家搬出作卖点,出于对“权威”以及“精英叙事”的反感,几乎让我与这部电影擦肩。
当电影进入到这几位作家的章节时,贾导对这几位作家的处理让我在观影前就已经打好腹稿的批判之词全都消弭于无形。在电影里,你能看到贾平凹这位把故乡比作“血地”的大家在面对女儿时,也是一位喋喋不休地让自己的孩子“警惕诗人的生活方式”、“要先做好妻子、好母亲”的父亲(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我对贾平凹老师的价值观不做评价);余华在看到进球时也会欢呼,走上文学道路的缘由也只是因为牙医的工作与他想要“去全国各地看风景”的愿望相抵牾,并且向往文化馆的工作而已;至于梁鸿的部分,导演更是把更多的篇幅给了她苦难的父亲和大姐。作家们没有过多地谈及自己的文学创作,所说更多的,反而是自己作为时代背景下社会个体的生命体验。
同时在拍摄的手法上,导演也没有去修饰作家们的外貌,镜头十分诚实地记录了时光、疾病和过往的操劳留在他们身体上的痕迹。由此,这些作家被贾樟柯一个个的从文学的神坛上拉了下来,从书本封面上印刷着的铅字,变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可触摸的人。
而如果说电影对于这几位作家的表现只是逃离了精英叙事的窠臼,那么科长对“吕梁文学季”上作家群像的处理就更值得让人为之击节:和开篇用大段的篇幅来记录那位贾家村老者的话相反,电影用一段快切把多位作家在文学季上的发言连在一起,每一位作家都只出现了短短两三秒的时间,而他们在台上的发言,也都变成了支离破碎的句子。再加上那些在田间地头朗诵文学作品的贾家庄村民的形象,贾樟柯用这样的对比告诉了所有观众:作家只是为历史作序与结语,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书写者。
其实贾樟柯虽然没有露面,但他却已然“隐身”在了几位作家所构成的群像之中。在电影中,几位作家都谈及了故乡之于自己生命以及创作的意义,而贾樟柯的电影也都离不开故乡的影子。这两年他甚至搬回到了他的故乡,同时也是这部电影开始的地方——贾家庄,再看电影中几位作家的“乡土情结”,因此也有了些借他人言语抒自己情志的意味。
而到了电影的最后一章“游泳”,贾樟柯已然把自己作为叙事主体搬到了台前。“游泳”这一段源于余华儿时的一次奇妙又惊险的经历:余华小的时候见书本上写的海水是蓝色的,但是在海边生活的他看到的海水却都是混黄的颜色,于是他便试着一直往海的深处游,结果险些被淹死,这也是片名《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由来。相比电影的其他章节,“游泳”与社会的发展变迁并无甚联系,电影的叙事脱离了现实主义,甚至有了些魔幻主义的意味在。与其说是记录社会,这一段更像是科长作为电影作者的心声吐露。
当说到电影的结尾时,我想再回到文章同时也是电影的开头——贾家庄老者叙述的那个隐喻着土地、水与人的生活三者关系的“治水改碱”的故事。马烽带领着村民挖开沟渠,将死水与河流连通,水流汇入黄河,然后又奔流入海。流水把贾家庄的盐碱稀释在了黄河的汹涌水流里,而当黄河汇入大海后,它身上的泥泞也被海水洗净,变成了澄澈的蓝色,至此,流水不再被土地禁锢,不再被盐碱所扰,被泥泞污浊,受河道束缚,从此变得洁净、自由,于阳光的照射下映出湛蓝的颜色。
贾樟柯二十三岁离开贾家庄到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就像是一条从贾家庄流向黄河的支流,他从那时候就开始奋力地游着,一直游着,希望可以抵达那片脱离禁锢、远离世俗沾染的蓝色海洋。但是从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海水应该尚未变蓝。悲观地想,也许他还没有游到入海口,因为那里应该没有阻拦河流的堤坝,而贾樟柯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哽咽,像极了河水拍打在堤坝上的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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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海上传奇」讲的是城市与电影,10年后的这部则是讲的乡土与文学。同样是普通人与名流,过去与现在,正好构成了一体两面。当然了,本身就作为“小镇青年”的贾樟柯毫无疑问是有一定程度的夫子自道在里面的。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呈现,男作家与女作家视角的差异可以说展现的很明显了
很难看到一部电影有如此强大的底气,以文学为主线,以电影为形式,讲述新中国七十多年历史的变迁。拿着锄头的贾家庄村民也能念诗,几代人的口述历史也可以是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一部足够厚重的电影,以十八个章节,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三位作者的口述为核心,以他们的亲身经历与三段式的结构折射出这个时代中宏大的历史潮流。其中又以余华的段落为最佳,观影时全场不断传来欢笑和掌声。沉重的历史进程不一定不能以单口相声的形式口述,正如余华曾经说过的那句:“只要你给我发表,我从头到尾给你改到光明。”不失为对投稿经历的一种调侃。而最终梁鸿的段落又给电影增添了一丝温情的色彩。从家庭到时代,从微观到宏观,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一切都在孕育诗意。似乎正如片名所言,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游到一片更广阔的世界。
一个村庄的文学 = 一个中国的文学。余华太有意思了,一个人就可以讲两个小时; 梁鸿的部分有触动中国人共同记忆的真挚情感。她儿子对姥爷的问题切实地戳中了我,是年轻一代对历经艰辛的祖辈的惋惜。片名出现得恰到好处,从农村看中国,看世界; 从海水还是黄色的部分向外面的世界游出去,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余华的段落极好,他的情绪、他的经历、他的一切似乎都是温柔的。贾平凹部分最劣,农村企业家的精神头扑面而来,开篇和女儿的谈话又透露着一股大腹便便的恶臭。//吕梁文学季的番外,本就是随意之作,更像贾樟柯的镜头随笔。
贾樟柯原定的片名是《一个村庄的文学》,后听到余华讲述的往事——小时候,余华见到的海是黄色的,于是他跳入海中,往深处游,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才有了现在这个片名。这部纪录片就像一次“回游”,是一直游到大海泛黄——不同时代的几位作家向各自的故乡游去,追溯成长经历。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贾樟柯位置的变化,他的“故乡三部曲”都是站在故乡去讲述中国的,但当他完成从地下到地上,乃至成为知名导演,进而被体制接纳后,尽管他的镜头还时常对准故乡——山西,但其实他的身体和精神已经远离了。他只能越来越依赖于符号,去构建那个远去的刻板的故乡,却没法再像《小武》《站台》那样,依靠下意识的生命经验来完成讲述。当他已经游到海水变蓝后,他还能回到那个泛黄的源头吗?在这部纪录片里,我看到的答案是:回不去了。
余华也太有趣了吧
贾樟柯第三部口述历史群像纪录片。本以为就是一部采访影像,看完18个章节的错落编排才发觉,它或许是贾樟柯视野最广、最具野心的作品之一,通过5060乃至00后的讲述,透视整个中国的现代发展史。从吃穿住行到婚丧嫁娶,从饥荒年代到经济腾飞,从个人/家庭记忆到集体记忆...一开始节奏迟缓深沉,口音听不太懂,到最后在北京长大的男孩已经不太会河南话,表达方式也比较现代。口述本身就是历史变迁的缩影。或许因为讲述主体都是作家,他们的表达天然带有感性和浪漫。最典型就是余华那句“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很美,余韵无穷,也难怪被拿来做了片名。听说贾家庄现在挺文艺的,片中请村民念的诗倒也别有风味。余华老师真是太好玩了,人豁达又有趣,讲述节奏也很好,从他一开口观众就开始笑个不停,强烈推荐余华老师参加下届脱口秀大会。
#Berlinale70th 02# 说很多漂亮的话不代表这就是一部好电影,三星给的是余华和梁鸿本身的故事以及讲述。纪录片的真实本来可以更好的传达出来,既然有电影这么好的利器,就该好好想想如何用影像来传达,而不是鼓舞人心的话语。讲述的力量在每一处,而贾显然没有弄清楚。节奏奇怪,拼凑的主题篇章,做作的文学诗朗诵,近乎摆拍式的特写镜头,都大大削弱了电影本身的力量。我挺喜欢片名的,余华说要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然后电影戛然停止的一刻,非常美,它近乎隐喻样的连接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电影存在在这样一个不会存在的美丽幻想里,因为海水不会变蓝。
由贾家庄和吕梁文学季,引出共和国文学三位代表人物的访谈录。序幕的老者讲述,由于语速零碎,关键词提炼,会感到较为难以进入,但中段余华的文学初登场,梁鸿提供的感性讲述都相当动人(尤其是姐姐读信),以食粮饥饿和文学收获做一个时代对证,来处与归途,皆为村庄故土。
我喜欢那些尴尬的诗朗诵,因为这正是文学落入现实的真实反应,矫情,做作,还有些生硬,但是却带给普通人美好的幻想。海水不会变蓝,就像生活永远不是诗,可文学却永远存在。
一部人物访谈纪录片,最喜欢余华的段落,最接地气,贾平凹的段落太文邹邹,第一个贾家村方言听不懂,最后一个段落煽情太过了,无法共鸣#70届柏林第一天第一场
首映到晚了,结果坐导演旁边看的:)
影片最后一个章节,余华道出了片名的意义:在他的阅读经验中,海水总是蓝的。——其实无法精准地定义这部贾樟柯导演的新作是“口述历史”或“文学纪录片”,它更多地着眼于通过文学关照农村与土地的真实图景,将客观的时间线索与主观的生活性主题交织。抛开这些“作家”的外壳,让他们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成长经验、家庭往事、以及可爱的回忆(余华的叙述部分在平遥影展现场又屡次报以热烈的掌声),分享他们与普通人民一同度过的饥饿、穷苦。在放映结束的交流现场,梁鸿女士说她觉得十分荣幸成为万千面孔中的一部分。这是影片具有的最为动人的力量。记录农村、记住历史的声音仅仅只是这部影片使命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在于,它映照出每一个我们的原点。即便新时代的我们,城市的生活经验已经成为习惯,但乡土,依旧是我们的“血地”。
贾平凹太重,梁鸿太轻,只有余华轻盈地游动
不碰一些历史,就会显得隔靴搔痒。
只看余华就够了,余华值得单独出一个纪录片
余华对死亡的感受是太平间里的凉爽,贾平凹对疾病的感受是感冒针头的痛觉,梁鸿对人情的感受是父亲口碑由盛到衰的转变。王亦梁已经不太会说河南话,但语言的记忆早已根植于基因。我们生在哪里,一半就已经死在那里。出名就是有了约稿函,出嫁就是为家族牺牲,一直往蓝色里游,就是往那生生血地里回溯。
每一个女性,都绝不能为了做好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女儿,而耽误了写诗。
说着“只要给我发表,我从头到尾给你光明”的余华,也说过“还记得当时张艺谋时常说原作里的什么细节要改动,审查才能通过。看他胸有成竹的模样,心想他如此了解审查制度,对他十分钦佩。可是张艺谋拍摄完成电影后审查还是没有通过。我不再钦佩张艺谋,我钦佩审查制度。” #Berlinale2020
开头那位忘了哪位作家的女儿的采访好难受,那种语气,巨像我一个烦人的亲戚,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好多文人的儿女光在镜头前或者书里谈谈自己的父母满足一些人的窥私欲就可以当作一辈子的事业吃喝不愁享受光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