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一：终曲

前言：寫得不好，也不懂怎樣寫評論。看罷電影，純粹想嘗試寫一點東西。寫得不好請見諒。

音樂符號 - Coda

本電影以「Coda」為名，證明導演有意強調「Coda」在電影中的重要性。那麼，我們可以嘗試從Coda的音樂性質作起點，分析這電影的內容。

根據牛津字典，Coda的意思是：

The concluding passage of a piece or movement, typically forming an addition to the basic structure.

根據維基百科，Coda的意思是：

Coda (It.) (1) The tail of a note. (2) The bars occasionally added to a contrapuntal movement after the close or finish of the canto fermo. (3) The few chords or bars attached to an infinite canon in order to render it finite; or a few chords not in a canon, added to a finite canon for the sake of obtaining a more harmonious conclusion. (4) That closing adjunct of any movement, or piece, specially intended to enforce a feeling of completeness and finality。

簡而言之，Coda的意思是樂章終結前，最後的音節。額外添加的這個音節，為整首音樂締造一個更和諧的總結。

藝術創作的Coda

當藝術家的路快將終結，板本龍一希望譜出的是「永遠」。電影中其中一幕，是他坐在鋼琴前徐徐道出，自己一直主要演奏的是鋼琴，卻覺得它的音樂很短暫。他彈了一個音鍵，音樂只持續一小段時間，很快就會被周遭的環境雜音淹沒。他再說，他在尋找的是一種音樂持續得久一點的樂器，如果換上文學比喻，也就是說他在尋找一種「永遠」。

藝術家的本質是純粹的。他們純粹地喜歡音樂、他們純粹地追求音樂、他們純粹地探索音樂。板本龍一在電影中對音樂的真摯，徹底地表現了這種純粹。他為了追求最清澈的聲音，他遠赴北極錄音；他為了探索下雨的聲音，他頭戴水桶，站在雨中細聽。如果板本龍一的一生是一首樂章，音樂就是它的基調。生命的終結，代表他要離開他最愛的音樂。因此，他希望這樂章的Coda可以停留更久，也許是永遠。板本龍一近年診斷出有喉癌，停工了一年後，他就替Revenant (2005)配樂，2017年亦有出版音樂專輯。電影中的他亦說了，這階段他唯一希望的就是把可以更多的創作，留於世上。

社會參與的Coda

板本龍一面對人類文明的破壞，他以反抗作為自己生命的終章。板本龍一在電影中曾說，他認為核電發展，最終會令人類摧毀自己。他亦提及70年代日本飛快的發展，令他反思發展對社會的剝削和負面影響，雖則不是叫大眾不要發展，回歸大自然，但他確實因此開始在90年代的音樂中，加入更多的社會元素。他解釋這是藝術家，無可避免的敏感，所促使的結果。然後畫面一轉，就是美國九一一事件。板本龍一那早上步出家中，立刻看到滿佈煙霧的世界貿易中心雙塔。他拍下了那情境，其中一張相片顯示出鳥兒在煙霧前方飛過。板本龍一覺得這情境很震撼，他不停猜想鳥兒飛過是因為受了驚，還是他們根本不知道出了狀況。他出發北極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北極是最能呈現全球暖化的地方。而影片的開端，亦是貫穿了整套電影的線索，就是一部經歷過海嘯的鋼琴。他評論這走音鋼琴，說這所謂的走音，只不過是鋼琴回歸自然的狀態，走音只是人類下的定義，他卻覺得那走音鋼琴音色很美。此外，海嘯的破壞，不單單是摧毀了房屋和樹木，更嚴重的是引發了核電洩漏。可見在板本龍一的心中，社會發展不停與自然生態碰撞，而這些年來所發生的災難也是文明步向終章的預兆。板本龍一這幾年站了出來，表達反對核電的立場。也許，他也不知道社會未來的發展會怎樣，但他自覺生命的最後這樂章，需要為社會出一分力，走出音樂家的框架，站在人群面前，反抗人類自我吞噬的行為。

第一次听坂本龙一的曲子就是《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至今都是我单曲循环的最爱。

因为这首曲子去看了同名电影，是他的银幕处女作。影片中，他的表演风格十分个人化，常流露出无法掩藏的傲娇特质。微眯的双眼，生气时撅起的上唇，众目睽睽下被同性亲吻后的大喊……有时会让人从情节中出戏，注意他独特的表现。

关于傲娇这一点，坂本龙一自己都承认的。他很喜欢这部片的导演大岛渚，当大岛渚邀请他参演时他非常惊喜，“本来我想欣然接受的，但是我性格比较别扭，于是我就跟他说，要是让我做电影配乐，我就出演。”

创作电影配乐对于坂本龙一来说，是一种磨砺的方式，“电影音乐对音乐人的限制可能会对创作带来有益的刺激”。

他参演并制作配乐的两部电影都让他的创作生涯屡登高峰，除了《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外，另一部是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的《末代皇帝》。

《末代皇帝》讲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幼年登基，经历了山河动荡，家国破碎，自己也从一代帝王沦为阶下囚而后变成平民的跌宕一生。

当时，坂本龙一只是受邀饰演一名伪满洲政府的日本官员，戏份不多，谁料演着演着贝托鲁奇突然给他安排了额外的工作——为溥仪在伪满洲政府的加冕仪式配乐。

贝托鲁奇拍这段加冕戏时，用了一段戏中戏的镜头。坂本龙一饰演的军官甘粕加彦刚好是整场仪式的总导演，推轨、俯拍，镜头缓慢地略过二楼正在演奏的乐队，悠扬的旋律中，一楼走进来一队身着华丽军装面无表情的军人，如同某种锋利的兵器直插进觥筹交错的舞会中，把人潮分成两半。

为首的一名日本将领代表日本天皇为爱新觉罗·溥仪举行加冕仪式，溥仪站在舞台上居高临下俯视众人，镜头慢慢升高，他的面容半明半暗，从微笑到眼神都流露出那种高高在上的矜持与尊贵。

镜头回转，二楼，甘粕加彦的拍摄告一段落，灯光从他的侧面打过来，他的面容同样半明半暗，眼神冷漠轻蔑。预示着溥仪这段浮华美梦有着不详的结局。

完成自己戏份后，坂本龙一回到纽约，第二天晚上，就接到制作人杰瑞米·汤玛斯的电话，让他明天着手制作《末代皇帝》的配乐。可见贝托鲁奇对坂本龙一的才华有多满意。而他也不负期望，一周内就创作出了54首曲子。

最终《末代皇帝》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音乐等九个奖项 ，在电影史上留下传奇的一笔。

还有一部电影对坂本龙一影响深远，在《终曲》中也多次被提及——塔可夫斯基导演的《索拉里斯》。

该片是一部立意深刻的科幻片，讲述的是心理学家凯尔文被派去索拉里斯星球帮助驻扎在空间站上的科学家们，他到了空间站后却发现科学家奇巴瑞安博士自杀了，另外两位科学家则各自隐藏着某种秘密。

在调查过程中，凯尔文也陷入诡异的境地，去世多年的妻子竟出现在空间站，她到底是谁？

塔可夫斯基的作品深受艺术大师们的喜爱，英格玛·伯格曼曾如此评价：“他创造了崭新的电影语言，捕捉生命一如倒映，一如梦境。”

坂本龙一同样对他推崇不已，“要向我喜欢的塔可夫斯基学习，把音乐做成像他的电影音轨一样。”

他想创作出——《索拉里斯》里的配乐，巴赫的管风琴圣咏曲——这种风格的音乐。以此为灵感，他在写出了属于自己的圣歌《andata》，其中主要的乐器之一就是管风琴，管风琴的音色天生有种圣洁之美。

贝托鲁奇导演的另一部作品也激发了坂本龙一——《遮蔽的天空》。他也参与了其中的配乐。这部电影根据同名书籍改编而成，坂本龙一收录了三种不同语言的同名书籍，阿拉伯语、英文还有中文。

坂本龙一将书中的一段话让人用不同的语言念出来，编入了新专辑，该曲的名字叫《fullmoon》。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去，人们总以为生命是一口不会干涸的井，但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限的。”

“多少个迷人的童年下午，回想起来还是让你感到如此深沉的温柔，也许只有四五次，也许还没有。”

“你看到多少次满月之姿，大概二十次？但这看起来似乎无穷无尽。”

空灵玄幻的音乐循环往复，让文字中的情绪变得无穷无尽，人好像脱离了世界慢慢漂浮起来，去接近那轮满月，去触摸无尽的尽头。

“我内心可能就一直向往那种不会消失，持续不坠，不会衰弱的声音。那种与钢琴相对的不会消失的声音，用文学来表示的话，就是永恒吧。”

2014年他被诊断出咽喉癌，暂停工作，休养了一年。

从二十多岁参加工作以来，几十年里，他从未停止过创作。终止创作让他变得焦躁不安，还在恢复期间他就接受了电影《牧师》配乐的邀约，因为身体的缘故，他每天工作不能超过八小时，但是按照这个工作进度他并不能按期完成，压力大到坂本龙一差点放弃，“那个时候真想甩手不干了。”

镜头中，他坐在钢琴前，低俯着背，不断的弹奏着。“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想要创作出更多拿得出手的音乐。”

生命的有限与生命的永恒，是一个恒长的话题。许多喜欢的艺术家都在渐渐老去，一些已经永远离去。当初在《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里稚嫩青涩的坂本龙一现已头发花白，但是，当他坐在钢琴面前，弹出那段熟悉不已的旋律，都会浮现出初次聆听的悲伤情绪。也许这也是种永恒。

（19.12.14于杭州嘉里百美汇）

患了癌症的教授说，医生说我要么能活到超过十年，要么不过一年……我喜欢的导演，实在无法拒绝，不愿意一年无所事事，但又会想，如果因此死去了，是不是太不值得？

十年，或是一年，生命的琴谱不是limitless，不是简单的“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而像“幽咽泉流冰下难”，渐行渐远，渐隐渐失。

教授说，“我只想在生命结束之前，多留下一些拿得出手的音乐。”

钢琴是工业制造的产品，六块木板在吨位的挤压下形成一个模子，这些自然材料都被扭成固定的形状。人们说，钢琴走音了。其实，钢琴是在时间中恢复自然状态，而人们对于准确的定义，恰是一种人造的扭曲标准。所以，当海啸冲击了那架钢琴，它浑身的骨架松弛如一具尸体，在坂本龙一的眼里，它找回了自己的状态，由此声音明亮。

“我从小学习的钢琴，每一个音拖的尾音会被外界冲淡，最后消失，而那不会消失的音乐，恰似永恒的生命一般。”给《The Sheltering Sky》配乐的那一段，随着大提琴的琴弓往下拉，那个钵状的乐器发出的声音庄严悠长，“噪声”刺激耳膜，却不至于让心里发毛。地上放着几个白陶器，一圈圈旋转，他用东西在外面顺着摩擦，发出的声音类似水琴。工匠制作陶瓷的画面，从此脑补出音乐来。

他用音乐模仿永恒的自然。

凡耳所听，皆为乐章。他走进大自然，制造各种声响，像触碰各种机关，在普通中捕捉玄妙。落叶的沙沙声，枝条碎裂的声音，在户外逐渐锈蚀的金属起落的声音，此物敲击彼物的声音……我们感觉不到乐章那样富有秩序和张力的旋律，但自然形成的氛围，启发他不断去模仿，创造一种感觉。

他用音乐模仿文学的篇章。

新专辑《Async》里，坂本龙一用他喜欢的一段话作为人声采样，录制了乐曲《Fullmoon》

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亡何时到达，所以会把生命当成一座永不干枯的井。然而，所有事物都只出现一定的次数，并且很少，真的。你会想起多少次童年中某个特定的下午，某个深深成为你生命一部分的下午，如果没有它，你甚至无法想象自己的人生？也许，四或五次吧？甚至可能没这么多。你会看到满月升起几次呢？也许20次，然而看似无穷……

—— 保罗·鲍尔斯 《遮蔽的天空》

模仿电影画面与叙事的节奏。

他最喜欢的是塔可夫斯基《飞向太空（ Солярис）》，宽银幕上显现出漂浮的失重感太令人着迷了！老塔也致力于营造音乐氛围，除了雨，还有水，还有风……画面只有一条轨，而声音却是叠加的多条。完全的寂静和极简的点缀是完全不同的声音，钢板的叮叮咚咚和铜管余音绕梁的震颤，和电子音乐复杂缠绕的磁音也完全不同……我回忆不出《荒野猎人》和《末代皇帝》的配乐，而当它们响起时，震撼力却是无与伦比的。

想到了夏加尔的《生日》

他用电影画面启发创作，或许我该尝试用音乐启发画面。

Instant Light 塔可夫斯基拍立得攝影集

9.1

Andrei Tarkovsky / 2008年08月05日 / 繆思出版

写《劳伦斯先生》 和《末代皇帝》的时候，他正处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

年轻，是 YMO在洛杉矶希腊剧场的首次巡演；是把钢琴搬上卡车，颠簸在长春和北京的街头；是一周拼命写完45首配乐，或者按贝托鲁奇的要求在30分钟内改完谱子（“那谁谁都能完成，你完不成？”）。

他用音乐表达社会思考。

9.11发生的时候，坂本龙一正在纽约，看到熟悉的双子星塔正在燃烧。震惊之余他拍下的照片里，几只小鸟正在烟雾弥漫的空中掠过。

“当鸟儿看到这些的时候，它们会想什么？它们对此毫无知觉。”

地球不需要人类保护，人类需要去保护人心，保护自己。

“只有在和平时代，才有音乐。”

从未远离过音乐的他，在911发生后曼哈顿的街头，听到年轻人在演奏《爱消除偏见》，才想到自己居住的街区已经寂静了很久，自己也已经七天没有碰过音乐。悼念与反战游行之外是绝望的沉寂。

暴力因何而来？因为差别，政治形态，经济社会，人口种族……

当他来到人类诞生的地方，他接近他们舞蹈的气氛里，产生了人类源于非洲，本无种族之分的思考。

在广岛的演出，音乐的嗡鸣声中，奥本海默在钢琴前的大屏幕上，重复他在核爆后的感言：

We knew the world would not be the same 我们知道世界不会和过去一样了 A few people laughed 少数人笑 A few people cried, 少数人哭泣 Most people were silent. 剩下的人都是沉默 I remembered 我记得 The line from the Hindu scripture, the Bhagavad-Gita. 那条印度教中的教义，那《大神圣歌》 Vishnu is trying to persuade the Prince 毗瑟努（三步神） 试着去说服王子 That he should do his duty 去尽他应尽的本分 And to impress him 为了让他铭记 Takes on his multi-armed form and says, 毗瑟努显现他的千臂然后说 “Now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

核爆

在福岛核电站爆炸的地方，潮水依旧，沙滩上发光的晶体，是一瞬间高温形成的玻璃。这里已然沉寂，沉寂如世界初，以一片废土的形态，近乎永恒地停留在灾难发生的瞬间。这里，没有什么新闻了。这里，连自然都与之划分了谨慎的界限。

人类处在怎样一种危机重重的平衡中呢，如何被各种由来的风险包裹，仍要向往未来？

毕竟，在北极，亿万年的冰川正在缓慢地消融。

冰岩下汩汩流淌着最纯净的积雪融水，宛如造世初。

我们听到，那巨大沉默的冰川，被海水激荡造成深沉的回声。

在距离我们更近的地方，积雪水汩汩流淌。

什么时候冰川会消失？什么时候雪水会全然融化？

或许在遥远的未来，但它在当下继续发生着，我们不能假装看不见，听不到。

这令人感动的纯净之音，被忠诚的渔夫虔诚钓起，储存进人造的磁盘，称为世界的博物。

继昨晚看到电影《永恒和一日》中提到诗人的天职是“buy the words”后，“fish the sound”这个短语再次打动了我。果然，艺术家和诗人，都是在与社会和自然的亲近中，找回了表达自己的语言。

（原载于《电影》杂志与“电影杂志 MOVIE”公众号）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执导了《坂本龙一：终曲》和《坂本龙一：异步》，影迷和乐迷都津津乐道。

这位谦虚温和的导演很喜欢中国，之前去过西藏，逛过广州。第三次到访，是来北京宣传在艺联上映的《坂本龙一：终曲》。才到这个陌生都市，他就被带去芳草地看现代艺术，又被领去吃了小火锅，对薄皮饺子印象最深。

来到采访间时，他手里还拎着工作人员买的一大杯一点点茉莉花茶，说几句，呷一口，相当上道。

M：您跟坂本龙一先生是怎么结识的？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一直都是他的粉丝。（笑）我爸是美国人，我妈是日本人，七八十年代，我就在东京出生、成长。那时候坂本龙一先生在日本已经非常有名了，我学钢琴的时候，就会经常听他的音乐。等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日子变得格外忙碌，我放下了他的音乐，也放下了别的一切事情。过了很久，到了2012年，我碰巧在纽约的一个公众场合见到他，就很好奇他在忙些什么。我朋友跟我讲了他最近的经历，讲他如何关注环境问题，讲他有了怎样的改变，我就想，这里头应该有个值得去说的故事。于是我通过双方的共同朋友，找到他经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表达了想做一部相关电影的兴趣。没想到，坂本先生回复了。而且，他居然还看过我拍的音乐纪录片《埃里克·克莱普顿：罗伯特的时间》（2004），我猜他应该是喜欢的，不然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下来。从那一刻开始，我的生活就改变了。

M：跟大师合作压力有多大？您怎么化解？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确实是个非常知名的公众人物，至少在日本，还有亚洲其他地区跟欧美。当你走进纽约或欧洲的博物馆时，你就会看到很多18世纪或更早时期的国王画像、名人画像，而我当时要做的事情，其实就跟这差不多。（笑）压力太大了，但也不是没有轻松便捷的路数，毕竟他被人称为“教授”，会出现在日本电视上，只要照着这个范式把他展现出来，其实没有什么难度，说不定五个月就能搞定。但是，我觉得这样对这位艺术家太不尊重了。我想要说出一些深层次的东西，这样确实会让自己背负很大的压力，可通过这部电影，我能够找到很多可以表达的空间。而且，我也扛起了很多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来到中国宣传的原因。

M：坂本先生认可的人不多，通过回忆片段来串起故事的方式也不是他喜爱的，您怎样说服他拍摄纪录片？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可能也是机缘巧合。2012年的前一年，日本正巧发生了大地震，引发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露。我是在1989年搬去纽约的，而他也是差不多时间，那对我们来说，这都是发生在家乡的严重灾难。他迫切希望有人能来跟拍，记录这一切，而我恰好出现了。

M：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摄？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2012年夏天，我们很快就开始了。那时候他在日本到处跑，有很多的演出，第一天拍摄就是在东京，他正在为一场大型音乐会彩排。我的摄影师迟到了，于是我就临时顶替。与此同时，他还要为“反对重启福岛核电站”发声。乌克兰和俄罗斯政府都会说，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那一片是没法住人的，但是日本东北有很多地方，污染更为严重，这就涉及到了人道主义问题，可是相关信息并不明晰。对此，他有很强烈的意识，于是在巡演的时候，就会跟大家演说。整个夏天我都跟着他跑，我们的关系就是在那时候开始建立的。不过我也知道，一部电影只讲这些活动，并不会很有意思，我还是希望能在电影里一并展现他的抗争以及音乐创作，为此，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M：您总共拍了多久？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5年，就是断断续续，有长有短。头一年我们拍了整整一个夏天，然后等到12月，才去拍那个慈善音乐会，当时他演奏了《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之后又陆续拍了些，到2014年，他生病了，我不想拍他被治疗的样子，也不忍心去打扰他，但他觉得我应该拍，因为这很重要。他是一名真正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影迷、电影人，他为电影配乐，跟贝托鲁奇等大师合作，所以他很懂电影，知道如果一部电影缺失这一块，就不会是好电影，所以才他会叫我继续拍摄。那时候，我也在等待他创作新专辑，因为我始终觉得，他得把从外界学到的东西转换成内在的故事，创作出新的音乐，这电影才算圆满。那我就一直等，直到新专辑《异步》面世。

M：他那时候知道电影的主题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就是电影创作者得花心思的地方了。（笑）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没有告诉他太多细节，一直到那年年底，我才透露，希望能拍到他发行新专辑。

M：他是放任您来拍吗？每天能拍多久？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看情况，但基本上是随便我拍的。我都不知道究竟拍了多少小时的素材，反正储量已经是按T来算的。坂本先生生病时，只允许我一个人去家里拍。那时他儿子Neo Sora正好大学毕业，就从布鲁克林回到家里帮我做音效。后来我建议Neo Sora在我离开时拍些东西，于是他一听到父亲弹琴，就扛起摄影机冲到楼上拍摄，跟消防员似的，（笑）所以你会在电影里看到坂本先生无奈的“驱赶”动作。我非常喜欢父子间的这些互动，也正因为儿子在家，我们才能获得那么多私密的好素材。

M：杀青那天，他有什么感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说实在的，拍了那么久，他肯定很开心。（笑）在原计划里，举办音乐会那天就是拍摄的最后一天。拍摄期间，我总觉得跟他聊天会浪费时间，（就争取多拍他，）不过这整整五年，也是一场对话。现在感觉很好，压力卸下了，我们能够成为朋友，昨天（指12月14日，斯奇博刚到中国）我在北京闲逛时看到月亮很美，就拍了照片给身在纽约的他，他很喜欢。

M：为什么会有拍摄两部相关纪录片的想法？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第一个原因是，我想要记录下他新专辑诞生的那个瞬间，而正是在那场音乐会上，他首次跟观众分享了新专辑。第二个原因则是，NHK愿意给电影投一部分资金，但需要我们用8台摄影机，拍下音乐会的全过程，而那就会是另外一部完整的影片了。我们准备了一周，拍了65分钟，又剪了一周，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迅速完成了任务。说实话，我一开始并不感兴趣，但拍完之后，我觉得挺好的，这样不仅电影有了，衍生品也有了。（笑）

M：那还会继续拍第三部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不知道，这得取决于坂本先生。不过我觉得两部就很好了。最开始接触音乐的时候，我都是去买唱片，而且我超爱双碟套装。（笑）那这电影，我也希望有双碟套装的感觉，就跟很多国家出碟时，都会把两部电影打包在一起那样。

M：还有很多没用上的素材，您怎么处理？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想要在电影里加入更多内容，涵盖职业生涯回顾、自传内容等等，就像马丁·斯科塞斯处理《乔治·哈里森：活在物质世界》（2011）和《滚雷巡演：鲍勃·迪伦传奇》（2019）那样，但是这并不适合这部电影，毕竟近年的新素材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内容取舍起来，难度很大，我剪着剪着，背部就出了问题，很痛，坂本先生人很好，给我推荐了他的按摩医生，我去诊治那天，出来后正好碰到他。我心里一咯噔，哎呀，不好。我对剪辑实在太忧心了，一点儿都不希望在这时候见到他，但我还是跟他一起乘坐电梯。他询问了一下剪辑进度，我第一句话就说，“我背好痛！”（笑）他说，“你别整太长，弄得短一些、亲和一些，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谁，并不会想要花上3个小时了解我。”这让我长了一口大气，然后我的背部很快就好了。我们就朝着现定计划去做。他只会给我提一些建议，但从来不会要求我做成某种类型的电影，这让我对他倍加尊重，因为假如我是他的话，很可能一会儿就要加长这一幕，一会儿就要缩短另一幕。电影弄完后，我们在日本，为铁粉推出了一本很厚的书，刊登了大量的采访内容，然后在套装里，也放入了一些花絮。我们不知道在外面他有多少粉丝，市场会有多大，也许日后这些材料还是有用的，比如等到十周年纪念日什么的再推出。在西方，很多人喜爱他的音乐，但知名度肯定没有在亚洲那么高，所以这电影需要兼顾粉丝以及路人，现在看来，效果还是可以的，很多人听说这是一部“好电影”，就过来看了。像是在纽约的林肯中心，这样一部日语纪录片能够放映六个星期，挺罕见的。

M：他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什么时候？有什么反应？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当我们得知要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时候，只剩下很少时间来准备。配乐和声效是需要他来完善的，而我只能在混音阶段让他来看，那时真是极其紧张，但他只是鼓励我说，这部纪录片很不错。之后电影在威尼斯放映，我就坐在他身边，跟1000名观众一同观看，幸好放映顺利，而他也感觉挺好的，后来还请我吃了顿很棒的意大利餐。这些都是很美好的回忆。

M：所以那时候你们成为朋友了吧？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觉得就是这首映后。我们合作得很好，但我一开始并不敢说成为了他的朋友，直到我尽自己最大努力把电影做好。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M：电影拍完之后，你有没有对他改观？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个问题很好。跟公众人物合作的时候，我总会提醒自己，他们就是人一个。他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很出色，很有才，很聪慧，这个光有天分是不成气候的。但同时，他们也是人，特别是生病的时候，会让我们意识到，他们也是非常脆弱的。哪怕是他们，一天不也只能吃三顿饭嘛——当然，像我昨天来到北京，因为过于贪心，所以吃了四顿，这个不是太健康（笑）——通过跟他合作，我更明白，当他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也要经历很多磨难和挣扎，所以我就想，这确实是没有特例的。而虽然把他还原为人，我也还是要去观察。不过说到预想的话，我感觉自己之前并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误解。话又说回来，身为导演，我对他会有一些预先的判断，这样有时候我会希望他能作出某些特定的反应，这样对电影来说也是好的。这就比较讲究技巧了。他非常聪明，当我想要这样拍他的时候，他就会敏锐地察觉出来，然后故意唱反调。（笑）后来我去观察他跟其他音乐家的合作，发现他依然是这样的，比如他会跟一位音乐家一同彩排，跟对方说上台后，他会怎样怎样，结果却会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很多音乐家都这样，觉得第一遍通常就是最好的，练得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听起来都像是在彩排，感觉会很平淡。这部电影完成之后也是这样，折腾过多的话，就会变得扁平，变得无聊，不再像是为那一刻而生的。这也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重要一课，想做什么就去做好了，不要想太多，因为往往原本的结果就是最好的。

M：那为了让他说黑，你是不是要说白？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嗯，因为我觉得他的血型是B。（笑）好了，这我乱扯的，我不知道中国怎样，但血型分析在日本实在太火了。反正，我是学到了，假如想让他往这边走，我就会故意说反，那最终他就会做出我希望他做的事情。（笑）

M：塔可夫斯基用巴赫的风琴演奏圣歌，坂本先生说那是他在心里尚未成型但很想尝试的概念之一，他由此出发，但要绕开巴赫去写。您觉得他超越了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不好评价坂本先生的水平。塔可夫斯基是一位令人惊叹的艺术家，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很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因为每次看他的电影，我都会被震撼到、触动到，都会有新的体会。他们二人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所处的时代不同，塔可夫斯基那会儿，最好的音效似乎就是立体声，还是说那还只是单音轨录音？我也不太清楚他有没走到立体声的时代。但坂本龙一的《异步》是5.1声道的，非常惊人。电影快要收尾的时候，他整出了一个5.1声道的混音，我跟剪辑师听过之后，在录音室忍不住惊叫起来。（笑）我还不到评判他们水平的程度，但我很熟悉坂本先生的音乐，感觉上他的音乐思考有着三维空间似的，所以我在几个星期前，为《坂本龙一：终曲》的中国市场弄了一个DTS:X版本，这比5.1有了更多声道，要是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去看这个版本，不行的话再选择5.1。毕竟，他的音乐太有震撼力了，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也许他跟塔可夫斯基是可以在同一个水平上的。不过技术进步了，可能也就更震撼了。

M：他在北极圈，说自己在“钓声音”，这说法太有意思了。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源自于坂本先生非常钦佩的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他很受中国的佛教禅宗影响。禅学在日本也非常流行，还被带去了美国。凯奇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音乐，他有一首名曲，大概四分钟，没有任何乐器伴奏，而你会听到听众发出声响，它的整个概念就是，你要打开双耳，去听生活中真正的音乐。坂本先生非常吃这一套，还把它带到生活当中。所以我想他是相信万事万物都是音乐的，那么，当他在北极圈“钓声音”，他实际上在聆听世界的心跳，而这也是电影的主题。不过，我觉得世界的心跳不是很好，要是你去检查地球的脉搏，就会发现它生病了，我们制造出很多的问题，甚至远到北极圈的冰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当我们完成电影之后，它融得更多，更快。我想，既然他是一位音乐家，他也会感受到脉象并不好，因此他很担忧。但是，他还可以创作音乐，就像日语也会用汉字那样，即便是日语音乐的声音，也能让你找到平静。可以说，他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一面担心，一面又要安抚别人，但我很喜欢这种矛盾性，而这也是这个故事想要呈现的。

M：肯尼亚之行后，他找到了根吗？根怎样影响他的创作？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一向对音乐人类学很感兴趣。很早之前，他就想当一名普通的音乐人类学家。当他在东京的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时，他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师，正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知道他在肯尼亚找到了什么，但我想，他之前得到的回应是纽约的911恐怖袭击，因此他想要在旅途寻找答案。他是一名音乐家，特别是在80年代的创作中，会从全世界各种音乐元素里寻找到独一无二的表达。《末代皇帝》的配乐之所以能够那么快创作出来，而且完成得那么出色，是因为他能够尽一个外来者的能力，去理解不同文化中的音乐。那次去非洲，也许让他有所改变，但那只是让他对生活的基本理解得到一种肯定，而这些都是来源于同一个渠道的。许多天赋很高的音乐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不管是约翰·列侬还是坂本龙一，然后他们都在面对世界时陷入了某种困境。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国家，只有一种音乐。诚如他在电影里说的，种族划分不过是一出闹剧。但你知道，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这样去说，可能公司员工就会有另外一种视角，但身为艺术家，他一直都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相。

M：他现在还有那种创作出好作品的紧迫感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刚开始拍他的时候，曾经见证过他从一大早一直工作到大半夜，而且他会同时做很多事，会跟多位音乐家一同录制，就像是集舞台上7位完全不同的音乐家于一身，说得形象点，他就像是有着12只手，（笑）什么事都可以迅速完成，而且身强力壮。对于一个故事来说，说这些并没有什么趣味性可言，但他就是这么厉害。只是生病后，我也见到了他极度脆弱的状态。即便是现在，他也会说自己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因此想要创作一些不会以此为耻的作品。看到他作为凡人的这一面，让我感到非常难过，但我也能够见证到他的音乐是如此纯粹而有力。只要他的意图也是这般纯粹，这般具有普世性，那么这部电影对于观众来说，也就是有意义的。要知道，一个天才非常棒，非常高效、能干，那这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但当这样的人在接近死亡时，同样能够找到自己的声音，那么就非常动人了。

M：他在自传里曾感叹自己应该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眷恋，您觉得他现在变了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这样说的时候，还没有经历过大病。那当他变得这样脆弱的时候，我觉得他成为了一名更耀眼的音乐家。他不是那种慈悲的人，但是他也更多地感受到了人间疾苦，而音乐多少有点像是站在痛苦的对面的，因此去理解痛苦，其实是好事来的。

想想当时邀请教授加入YMO时，教授还曾一脸不情愿地婉拒。

和大卫·鲍伊主演[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又傲娇地和大岛渚导演说“你让我配乐我才来演”。

于是，除了出演，还就这样谱出了在世界范围广为传唱的经典神曲《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后来的[末代皇帝]配乐又不小心拿奥斯卡，从此和贝托鲁奇、阿莫多瓦等大导演合作了不少经典配乐。

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早前在北影节放映时，有一票难求之势，因为影迷、乐迷们都是冲着他的名字而来：

坂本龙一，一个传奇的名字，而我们亲切地叫他“教授”。

©《坂本龙一：终曲》台版海报

“教授”的称呼，其实来自早期他在乐队YMO时高桥幸宏的一句打趣，“东京艺大研究生哎，妥妥以后的教授。”

影迷们熟悉教授后来出演电影和配乐的那些经历，对其中的趣事如数家珍，但很多人并不清楚，教授的音乐事业其实是从玩电子乐开始的。

1978年，26岁的教授和同样年轻气盛的细野晴臣、高桥幸宏一起组成了Yellow Magic Orchestra(简称YMO，黄色魔术交响乐团)。

那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会开创新的世界电子乐史。

©刚结成不久的YMO三人组，从左到右高桥幸宏、细野晴臣和坂本龙一

《坂本龙一：终曲》中有一段珍贵的早期影像，3人在舞台上表演《东风》，教授接受采访展现电子合成器制作音乐的优势。

是时候把古典优雅的教授形象先放边边了，我们教授年轻时，也是个前卫酷boy。

YMO的结成，要起源于1977年的三个闲人。

闲人一教授，研究生刚刚毕业，可他讨厌上班。教授在自传里说，其实当时上研究生也是为了逃避上班。

反正，这时他的生活就是整日游走在东京大大小小的录音室里，给人家打打零工，赚一点生活费。

教授从小到大学，一直学的是古典音乐，他喜欢的是德彪西那一类，还很少接触到流行乐和民族乐。

©还是学生时的坂本龙一

直到毕业后东跑西颠打零工的过程，结识了一圈剧团艺术家和现代音乐人，这其中，就有山下达郎。

山下达郎是70年代最重要的音乐人之一，也是深受披头士、沙滩男孩等六十年代英美摇滚乐影响成长起来的那一代。

正是在山下达郎的推荐介绍下，教授和另两个闲人相遇了。

闲人二细野晴臣，玩的不知第几个乐队Tin Pan Alley正在解散边缘，细野正边思考人生边寻觅下一个团队成员。

细野的音乐生涯其实比教授开始的早很多，69年他在大学时就加入了一个名为Apryl Fool的迷幻摇滚乐团担任贝斯手。

但他更重要的经历，显然是之后和铃木茂、大泷咏一等人组成的Happy End乐队(はっぴいえんど，1969-1972)。

©Happy End乐队，左二是细野

Happy End算得上是日本自家摇滚乐的起始点，他们是第一支用日语唱摇滚的乐队，那张经典的《風街ろまん》在日版《滚石》评选的影响日本百盘中无可争议的排名首位。

但Happy End很短命，没过三年就解散了，细野后来也是尝试玩了各种音乐风格，到YMO时，流行性和实验性并存的部分，很大程度就是细野的功劳。

闲人三高桥幸宏，高桥也是早早就开始了乐队生涯。

最早是在民谣团体GARO中当鼓手，后来，又加入了70年代中期风头一时无两的重量级乐队 Sadistic Mika Band(虐待狂米卡)。

再然后是和今井裕、后藤次利等人组成的Sadistic，到和教授相遇时，乐队也已在解散档口了。

©Sadistic Mika Band时候的高桥幸宏，右下

有趣的是，高桥除了是鼓手和歌手，还是个服装设计师，一手包揽了后来YMO的形象和造型设计，也带着我们教授这个土直男开始变潮起来。

而且高桥和细野从小就是朋友，这下再带上了教授一起玩。

一次细野邀请两人去家里吃饭，这之后就打开了一册笔记本，上面画着富士山爆发的样子，写了几个大字：400万张。

“把Martin Denny的《Fire Crackecr’racker》用合成器以电子曲风重新编曲，就能在世界卖出400万张。”

抱着这样的雄心壮志，YMO结成了。

7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经济腾飞、科技发展，对于刚刚从战争阴影走出来的日本人来说，一切都是梦幻又极具未来感的。

和日本有些同病相怜的德国也是。

战后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德国涌现了一批用音乐来推翻重建的前卫摇滚乐队：

Kraftwerk(发电站)、Can(罐头)、Faust(浮士德)等等。

他们使用电吉他，使用电子合成器，用预先录制好的磁带录音来创作音乐或是制造某种音效，音乐中融合了电子、实验、迷幻和先锋。

而Kraftwerk显然走的更远，他们已经彻底摒弃了原声乐器，只用70年才刚刚出现的便携合成器Minimoog来制作他们的“机器人音乐”。

©德国Kraftwerk乐队，对YMO影响很大

而他们也获得了巨大成功，首专《Autobahn》即冲上了美国流行音乐专辑排行榜前位且高居不下。

电子音乐由此迅速开始进入到流行音乐领域。

德国的Kraftwerk，显然成了教授、细野三人YMO的模仿目标。

其实，早在大学时代，教授就多少感知到了当代音乐的发展局限，他曾断言说：

西洋音乐已经到了尽头，未来属于电子乐和民族乐。

细野、高桥虽然不是像教授这样接受严格的音乐教育和训练而来，但他们在多年乐队生涯中摸爬滚打、自学成才，而且更练就了对流行音乐的敏锐嗅觉。

一种渴望用电子乐向世界展现黄种人音乐的想法，在三人脑中渐渐成型：

不是脱胎于古典乐的白人音乐(即White Magic)，也不是以爵士乐为代表的黑人音乐(即Black Magic)——而就是“Yellow Magic”。

©YMO三人从一开始就目光放的很远

虽然是受Kraftwerk启发，但并不走Kraftwerk那样强调未来机械感、冰冷感的“机器人”风格。

而是在电子乐中，加入日本民族风情，甚至中国地方小调，亚洲文化里的明媚、柔和、多元，组成了特有的YMO风格。

在形象设计上，教授在高校时积极参加左派学生运动的经历又给了他们意外的灵感。

高桥把很多“红色中国”的元素，运用到了乐队的形象设计上。

比如他们最著名一张专辑的封面，是穿着红色西服的三人和模特围坐成一桌，以一种近未来的科技感和复古的诡异感的混合体，面向观众。

©二专《Solid State Survivor》封面

他们唱《中国女La Femme Chinoise》(灵感来自戈达尔的[中国姑娘])，他们从中国小调《让我们荡起双桨》取材歌唱《东风》。

将68一代新青年的红色幻想杂糅和融入进电子合成器的音色狂欢中。

78年11月，当YMO发布第一张专辑时，并没能像Kraftwerk那样一战成名。

但意外机缘是，当时前来日本寻找合作的美国公司A&M Record留意到了这张专辑。

于是，第二年，他们即发行了美版专辑，并策划了美国巡演。

说YMO是在美国成名的并不算夸张，他们从给人暖场到自己演出，很快就积聚起了大量听众。

在舞台上也仍然是那一副打扮，三人穿着红色中山装，在舞台摆弄着先进而新奇的合成器，唱的却是东方音乐，真人寡言沉默，故意与观众保持了距离。

即使是互动，也是通过声码器和台下的观众互动。

©早期在舞台演出时的教授

到第二张专辑《Solid State Survivor》发售，他们很快就登上了流行音乐榜，几首代表作《Rydeen》、《Behind The Mask》更是广为流传。

就像当初的豪言，三人真正把“黄色魔法”风潮带到了世界各地。

火到甚至就连迈克尔·杰克逊都翻唱了他们的名曲《Behind The Mask》。而这股风潮又一路从美国回到了日本，他们一跃成为日本当时最著名的乐队，很快在武道馆座无虚席。

更重要的是，以二专《Solid State Survivor》为代表的Synth-Pop(合成器流行，日本叫Techno-pop)风格，使得这一时期的YMO成为了电子乐的先驱之一。

YMO只存在了5年，从78年结成到83年解散，但他们的影响却在后来的电子乐和摇滚乐中无处不在。

他们对合成器的使用、先进的采样手法、和各种风格的融合，大大拓宽和启发了后来的电子音乐人们。

80年代的底特律音乐人们，就是在听着Kraftwerk和YMO的音乐中，搞出了更具有未来主义的Techno音乐。

也是缘于78年YMO的结成，以及Kraftwerk四专《The Man Machine》的发布，78年因此也被电子乐迷们称为“Techno元年”。

而YMO对英国新浪漫(New-romantic)的影响就更不言自明，70年代末以Japan乐队为代表的新浪漫乐队，本来就和YMO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

©教授和Japan的主唱David Sylvian

Japan的主唱David Sylvian和教授坂本龙一也成为一生的好友，在[战场上的圣诞快乐]还合唱了那首著名的《禁色》。

在电子音乐史上，尤其是亚洲的电子音乐史上，YMO绝对算得上是革新的先锋和电子流行化的鼻祖。

想想当时细野邀请教授加入YMO时，教授还曾一脸不情愿地婉拒，幸亏细野也算得上强硬“不管怎样，就一起做(音乐)吧。”

才有了教授这一段随意玩玩就不小心成名，而且还不小心成为世界电子乐元老之一的经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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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坂本龙一：终曲》正在中国上映，

导演史蒂芬从2012年到2017年，

5年跟拍制作，

完成这部关于坂本龙一的纪录片。

1989年 摄影：Albert Watson

豆瓣上3万5千人看过，打出8.8的高分。

坂本龙一，被大家昵称“教授”，

世界级音乐家、电影配乐大师，

是亚洲年轻人的共同偶像。

坂本年轻时组乐队YMO，在欧美和日本走红，

对后世的电子乐、hip-hop有开创性影响，

35岁因《末代皇帝》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

38岁定居纽约后，

常以环保、反战为题材进行创作。

粉丝对他的喜爱，早就不限音乐，

而是把他当做一种文化ICON、

一个精神领袖，去崇敬。

一条专访斯蒂芬导演

再过一周，就是坂本龙一的68岁生日。

我们在《坂本龙一：终曲》上映之际，

专访了来到北京的史蒂芬导演，

“我希望这部电影，能让大家感受到

坂本龙一是如何听到这个世界的。”

编辑 倪蒹葭

音乐家坂本龙一：亚洲年轻人的偶像

2017年9月，威尼斯电影节，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世界首映，现场观众起立鼓掌，长时间不息。

前排的坂本龙一有些害羞，他略有尴尬地对身边的纪录片导演说：斯蒂芬，我们离开这里吧。

《坂本龙一：终曲》记录了这位音乐家，在日本福岛核泄露、及亲历咽喉癌之后，如何用艺术回应灾难，重新开始创作音乐。

2019年12月，电影终于在中国上映。乐迷、影迷等各路粉丝，纷纷前往膜拜。

坂本龙一在格陵兰岛，为当地自然声着迷

《坂本龙一：终曲》截图《终曲》

从2012年开拍，2017年完成。

起初，导演史蒂芬想要拍摄一部演奏会电影，然而在2014年，坂本龙一被诊断出了癌症，纪录片的方向也随之改为传记纪录片，我们也得以了解坂本龙一不为人知的人生经历。

YMO成军时期

古典乐出身，却成为日本当代音乐的革新者

坂本龙一1952年出生在东京，3岁开始学钢琴，年少时觉得自己是德彪西转世。

但坂本龙一从未刻意要成为音乐人，因为不想被任何固定职业限制，他在填写志愿的时候写了“没有志愿”，直到细野晴臣推了他一把。

1978年，细野晴臣邀请坂本龙一和高桥幸宏，一起组个乐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坂本当时刚从东京艺术大学作曲系研究生毕业，高桥幸宏打趣他，在搞音乐的人中算学历高的了，问他以后会不会成为教授。“教授”的昵称由此而来。

YMO乐队，左起：细野晴臣、坂本龙一、高桥幸宏

YMO专辑封面

坂本龙一惊讶于细野和高桥没受过正统音乐教育，却掌握了音乐的核心。与受系统古典音乐训练、热爱实验性现代音乐的坂本不同，细野和高桥的音乐源头中有爵士乐和流行音乐的元素。

YMO的音乐在欧美走红之后，开始在日本被接纳，80年代初的东京街头，随处可以听见YMO乐队前卫、高科技感的电子音乐。对后世的电子乐、hip-hop有开创性影响。

坂本说，“加入YMO之前，我不过是半瓶醋，在乐队中经历了争执和纠葛后，才一点一点成长。”

1983年，YMO在巅峰时解散，成为传奇；坂本龙一单飞，也开始在电影配乐领域大放异彩。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

电影配乐大师

1982年，电影导演大岛渚邀请坂本龙一主演《战场上的快乐圣诞》，饰演一名日本军官。

坂本是大岛渚的影迷，看过他几乎所有电影，但傲娇的年轻人附加了一个要求：那请把配乐也交给我来做吧。大岛渚说好。

当时日本电影通常是在上映前一周匆忙配上音乐，但是坂本向大岛渚要求了3个月时间，大岛渚再次同意，而且没有任何指示，给他100%创作自由。结果，主题曲《圣诞快乐，劳伦斯》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电影本身。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

关于这首神曲的创作，坂本龙一本人是这样阐述的：“因为是圣诞，所以想用铃声。而电影故事发生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不能用欧洲的铃声，所以想到用巴厘岛甘美兰的声音。”

由此，坂本龙一开始了和多位国际名导合作电影配乐的生涯。

《末代皇帝》剧照

坂本龙一和陈冲，拍摄《末代皇帝》时

1986年，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在北京紫禁城开拍，邀请坂本龙一饰演日本军官甘粕正彦。拍摄结束后，他被紧急任命为影片作曲。

2个星期后，坂本交出了44首曲子。

皇妃文绣在雨中离开了溥仪的家，扔下雨伞出走，他为文绣写了一首《Rain》。第一次给意大利的工作人员听的时候，所有人互相拥抱，喊着，“bellissimo（太美了）、bellissimo（太美了）。

《末代皇帝》还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原创配乐

其实坂本没有学习过中国音乐，他接到任务马上买来20多张中国音乐精选集，花了一天时间全部听完，2周赶出44首，完工之后就累得住院。

他说做电影配乐，是因为这些电影创作者吸引着他，“我好像继承了父亲的性格，很容易被人或事吸引，而且入迷。”

坂本龙一在纽约的私人工作室

2014年，在自己癌症治疗的关键时期，坂本不顾家人反对，接受了电影《荒野猎人》的配乐邀请，因为没有办法对亚利桑德罗导演说不。

2017年，台湾导演蔡明亮把新片《你的脸》寄给他请他看看，他便回信说想要做这部电影的配乐。一个月后，坂本龙一把音乐发给了蔡明亮，附了一封短讯：您想用多少，用在哪里，都可以。

音乐放进电影中，非常贴合，后来获得台北电影节最佳原创配乐。

“万物皆音乐”

纪录片《终曲》中，坂本龙一随时随地都在收集、记录声音：

穿着蓝T的坂本龙一，头上套着个蓝色塑料桶，站在雨中感受雨滴敲击的声音。

潜入森林，收集踩在枯叶上的脚步声。

去非洲记录原始部落的歌声，在肯尼亚的湖泊上采集自然声。

少年时代，受到约翰·凯奇（John Cage）等现代音乐家影响，坂本龙一认为万物皆是音乐。80年代的巴厘岛旅行，他看到当地人在鸽子脚上系上鸽哨，放飞的时候，鸽哨发出忽远忽近的声响，和悠悠的风声、森林的声音混在一起，他念念难忘。

所以担任2014年札幌艺术节总监时，他设计的开幕式并不奏乐，而是让一群系上鸽哨的鸽子飞翔。

坂本龙一录屋顶上的雨声坂本龙一感兴趣的不仅是音乐本身，还有整个环境的声音景观。

“每次下雨的时候，我都打开窗户，然后把录音器放出去。”他会在任何地方敲打看到的东西，了解它们的声音。在巴塞罗那，一辆巡逻车响着汽笛驶过，他赶紧掏出手机录音，为没有错过这个声音开心。

2011年日本海啸和福岛核泄漏后，坂本龙一发现了一架被海啸吞噬过的钢琴，钢琴完全走音了，他却被这个声音迷住了，“海浪一瞬间涌上来，让钢琴回复到自然状态，经过自然调音的钢琴声，我觉得特别美。”

他把这架钢琴的声音，放进了新专辑《异步》中。

《坂本龙一：终曲》截图纪录片

《终曲》的拍摄过程，刚好也是坂本龙一新专辑《异步》的创作阶段。他十分喜欢这张专辑，甚至有把它藏起来、不给别人听的想法。

这张专辑里的音乐与以往十分不同：

几乎没有旋律，而是由踩在落叶上的脚步声、被海啸损坏的钢琴发出的声音、测量核污染仪器的哀嚎声、日本传统的三味线等等声音，奇妙地组合着。

这是福岛事故和经历癌症之后，更加感受生命脆弱的坂本龙一，最想要做的音乐。

2017年NHK专访坂本龙一

2017年《异步》发行之时，他在NHK电视台被访问道，想以怎样的方式燃烧至尽，坂本想了一会回答，“确实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不对自己说谎，想做真实的音乐，真实地活下去，还有不忘记看每天的月亮。”

虽然早在80年代就成为欧美和日本的音乐偶像，但坂本龙一从未停止对音乐边界的探索。在现代音乐、古典乐、流行乐、电子乐、民族乐等等之间来回跳跃，也在地球的各个地方，北极、非洲、南洋小岛汲取声音灵感，越来越不受到限制。

用音乐介入现实

“总觉得无论我们说什么，上头的人都听不见。最终又回归沉默，日本人已经沉默四十多年了。”

纪录片《终曲》中，坂本龙一参加了反对重启核电站的大型集会，他说：“不管是核电站事故，还是灾后日本的政治状况、社会情况，全都每况愈下……如果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会感到非常压抑。我做不到视而不见。”

一直以来，坂本龙一有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是积极的社会活动推动者。

大学时的坂本龙一

坂本龙一的父亲是出版社编辑，母亲是帽子设计师。70年代，左翼思潮在日本非常流行。出身有闲阶级的坂本龙一，从高中就是一枚左翼热血青年，积极参加左翼运动。

“仿效中国的精神，我们也要用音乐为工农服务！”“一起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反对学校统一的制服，统一的考试制度，在他们高中的罢课运动中，校服、校帽和考试，真的因此被取消了。

虽然坂本龙一最后还是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但他认为自己带着“瓦解大学制度”的想法进入了东京艺术大学。

高中时的坂本龙一

1969年，在新宿高中校舍前发表激情演说

在自传《音乐即自由》中，坂本龙一回忆当年积极参加运动的自己，“当时有个传言，在被封锁的新宿高中校园里，坂本带着安全帽在弹奏德彪西的乐曲。不过我已经不记得这些事了，如果我真的做过，毫无疑问就是想出风头。”

如果说少年时代的积极运动，带着“中二”气息，38岁搬到纽约居住之后，他越来越深刻感受到存在于世界上的断层。

摄于南青山的个人录音室

1997年，写下《Discord》（意为不调和、争端）这首曲子是因为，他看到电视正在报道卢旺达内战难民的新闻，当天夜里，梦到自己想要写一首关于这起事件的管弦乐曲，于是立刻起身，冲到位于地下室的工作室内，赶紧动笔写下了。

“当时我有一种无法沉默下去的心情。对我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转机。”

《LIFE》中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头像

1999年，世纪之交，坂本龙一写了一出歌剧《LIFE》（生活），蕴藏了许多与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相关的信息，比如核武器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头像投影在巨大屏幕上。坂本期待经过20世纪的战争和灾难，数以亿计的人因此死去，到了新世纪，人类也会变得更明智一些。

坂本龙一拍摄于911事件

可是21世纪的头一年，他在纽约亲历911事件，生活陷入恐慌之中。很多人担心恐怖分子会用核武器发动第二波攻击，为此坂本龙一买了一辆越野车，里面储备了一个月的水和粮食，打算随时逃难，还买了很多防毒面具，分送别人，也送了前妻一个。

12月，他和村上龙等好友一起出版了一本评论集《反战》。

《Chasm》专辑封面

21世纪，他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是《Chasm》（意为裂痕、断层），专辑发行于2004年，这前一年美军进攻伊拉克。专辑充满着被愤怒驱使的心情，比如第一首歌就是说唱，由韩国说唱歌手MC Sniper联合演绎，歌词写着“搬运因为饥饿呻吟的老人，被恐怖中的不安和危险拽着的你和我……”

“虽然一般大众走上了全球各地的街头，质疑美军进攻的动机并不单纯，但那些媒体或专业人士，却对此一声不吭。我真的看不下去，每天都很痛心，想着这是开什么玩笑。”

2008年格陵兰岛之旅

坂本龙一把录音机放进冰川，“我在把声音钓上来”

坂本龙一对人为灾难和环境问题的思考，在2008年的格陵兰之旅中，得到了某种解答。

当时是一个艺术项目，邀请艺术家去格陵兰岛，直观地看全球暖化的后果。见到数量惊人的海水和冰山，坂本内心受到很大冲击。

“当人类加诸大自然的负担一超出大自然容许的范围，受害的是人类，大自然不会感到任何困扰。生活在冰山和海水的世界的那期间，我不断感到人类是多么微不足道。”

格陵兰之旅也深刻改变了他正在创作的专辑《Out of Noise》（2009），使用了北极冰雪融化声、流水声，他让这些原始声音直接排列，崭新的音乐也逐渐成形。

坂本龙一和东北青少年管弦乐团

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以及核泄漏事件，对坂本龙一影响深远，他招募受灾地区的孩子，组建了一支东北青少年管弦乐团，亲自教授，把他们带进音乐世界。

直到2019年的采访中，他仍然说“事件带给我的震动至今还在。那种震动究竟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做？我还没能找到答案，它们也影响着我的创作”。

《坂本龙一：终曲》也记录了他寻找答案的过程。

以下是纪录片导演史蒂芬的自述。

《坂本龙一：终曲》是如何创作的

自述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

福岛核泄露事故后，

我见到了不一样的坂本龙一

1990年前后，我和坂本龙一，几乎在同一时间从东京搬到了纽约。

我是1970年出生在东京，妈妈是日本人，爸爸是美国人。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整个东京，我感觉YMO的音乐无处不在。我一直是坂本龙一的粉丝。

2011年，日本东太平洋发生9级地震，继而发生海啸，福岛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在役核电站。家乡的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2年5月，我在纽约的一次有关福岛核灾难的活动中见到了坂本龙一，当时是一位京都大学的核物理学家，来做核污染的演讲。眼前的坂本龙一，和我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了 。

YMO时期，坂本龙一做出机械感的电子音乐在我的印象中，他是YMO乐队最英俊的成员。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科技迅速发展，从战后阴影中走出来，大家对未来有一种梦幻的向往，YMO的音乐带着时髦的机械感，他就像一个时代典型，代表着科技能带来的希望和幸福。

而眼前的坂本龙一，年纪大了，他显得有些懊悔，意识到技术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

坂本龙一在反对重启核电站的活动现场

在这个活动上，我第一次知道坂本龙一对环境问题、核问题有自己的立场。我也得知他计划于2012年7月在东京举办一场名为“无核”的音乐节。

日本主流媒体对于他反对核污染的立场感到不安，因为他太有名了。这些媒体不跟进报道、保持沉默，而我是一个住在纽约的独立电影制作人，我觉得我应该去记录它。

我真的不知道坂本龙一为什么会答应。他后来告诉我，看过我的另一部音乐纪录片，关于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他很喜欢。

而且我猜测他的确希望有人能在福岛核事故之后，帮他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许他认为我能以国际化的视角去讲述。

坂本龙一为灾区人们演奏

灾难之后，我们能做些什么 面对灾难，我们无能为力，只能试着找出自己能做什么。坂本龙一成为了一个积极活动的音乐家，而我为他拍了一部纪录片。

在岩手县一个叫陆前高田的小镇，很多人在海啸中丧生，是一个重灾区。2012年12月，坂本龙一去那里为当地人表演。

地震发生在2011年3月，此时是在一年零9个月后，很多人还处于创伤中，有些人告诉我们，在坂本龙一演出的时候，他们终于可以真正入睡了。

当时那个情境很打动教授，但是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为了使人们从音乐中感到放松，演奏者不能够太情绪化。福岛核事故之后，我们已知的世界似乎要走到尽头，好像进入了一个时代尾声。

我想展现坂本龙一是如何用艺术回应灾难。

这部电影的第一个场景，是坂本龙一在弹奏一架被海啸损坏的钢琴，他觉得走音的钢琴声很美。

这个场景基本囊括了所有这部电影在探索的主题：关于一个人克服困难、并开始创造新的美妙音乐的故事；他最终拥抱了生活，但同时，他对世界上所有正在分崩离析的事物有着非常敏锐的意识。

患癌症后，他鼓励我继续拍下去 拍摄期间，2014年，他患上癌症。

得知他的病情后不久，他允许我去采访他。我不忍心继续打扰，但他说你应该拍下来。这是整个拍摄中最痛苦的部分。我采访了他很多内容，因为癌在他的咽喉，我们担心他以后不能说话。

当时坂本龙一先生和他家人，不希望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来他们家拍摄。

当时他的儿子刚刚大学毕业，是个很有天赋的电影制作人，我一个人在他们家拍摄时，他就帮我打灯、收音。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直接自己拍呢？

我很快就发现，他拍的镜头非常好，有一种非常温柔的关系在里面。后来他一听见父亲弹琴的声音，就像消防员一样，拿着相机冲过去拍。家里面的很多镜头是坂本先生的儿子拍的。后来坂本先生的身体恢复了一些，我会带一个小小的团队来，他的儿子也会成为团队一员。

坂本龙一纽约家附近的街区

我曾经尝试导演坂本龙一，但是从来行不通。他太聪明了，一意识到我在做些安排，他就会毁了它。他相信自然流露是最好的，你就是在诚实地表达。

也的确如此，我之前一直想以新的音乐的诞生作为电影的尾声，事情就自然发生了。

那天我们已经完成拍摄，只想从坂本龙一身后补拍一个在弹琴的镜头，他说，那我就随便弹了。他开始弹《Solari》，这是他写的一首新歌，他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演奏这首曲子。

那其实是我等待了5年的时刻。

拍摄过程中，有很多回忆，最美好的就是和坂本龙一待在一个小房间，他在一架钢琴前作曲。

那整个夏天他都投入在《异步》这张新专辑的创作中。我们每个周末去拜访他，会谈论他的想法、他的生活，最妙的是，有时他有了灵感就会突然开始弹奏。

音乐太美了，而且他就坐在那儿。

“我想让观众感受

坂本龙一是如何听到这个世界”

我们都叫坂本龙一“教授”，我想把他的理念，也融入到纪录片的制作中。

坂本龙一是一个极简主义者，他总是说少即是多。所以电影中有很多沉默的时刻，有时沉默是最有力的。

《东京旋律》中坂本龙一弹奏《圣诞快乐劳伦斯》

这部电影有许多片段，在过去和现在来回穿梭，剪辑上还会从世界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这是坂本龙一的思想特点之一。

电影中我穿插使用了一些1985年，法国摄影师Elizabeth拍摄的坂本龙一纪录片《东京旋律》，那就像一个时间胶囊，当时他弹奏《圣诞快乐劳伦斯》的速度更快，钢琴音调也调得更高，他说话也更快。当时和现在的对比很有趣，也很美。

1987年，坂本龙一就出过一张专辑《Neo Geo》（新地理），其中有巴厘岛的音乐，有日本冲绳的，也有来源于非洲的音乐，对他来说，这是一整个平坦的世界。电影中也是如此，上一刻在非洲，下一个场景就到了格陵兰岛。

坂本龙一在福岛核事故后的灾区，电影中此处可听见测量放射污染仪器的鸣叫

我把电影的整体节奏放慢，让声音能够停留，被感觉到。这种方式也跟我和坂本龙一一起去福岛核污染区的经验有关。

那儿实际上非常平静，有鸟类，但没有人烟，我感到最恐怖的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危险。人的五感是没法感知到核污染的，只能通过科技的东西探测，无色无味，我们人类制造出来了一种危险，我们自己无法感知。

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观众感受到坂本龙一是如何听到这个世界的。

坂本龙一在新专辑《异步》的演奏会上

龙一相信所有的声音都是音乐性的——即使是环境声。他收录各种声音，把它们带入专辑。比如，把麦克风挂在家里的墙上，让他的房子变成像一件乐器。这个理念启发了他最新的作品，以及我们的剪辑方式。

破碎的钢琴声、测定放射能量仪器的哀嚎声、北极冰层融化的声音，以及坂本龙一弹奏美妙的旋律——所有这些，像乐句一样被组合。我们根据声音来剪辑电影，希望它就像一首很长的乐曲。

电影的结尾，他创作出了美妙的新音乐，然后又回到生活中，天气很冷，他说要动动手指，保持温暖，继续创作。

部分图片来源：《音乐即自由》，感谢楚尘文化提供

一部好的电影，往往能让人印象深刻的，通常都是导演或是主要演员。 而音乐，恰是一部电影最不可或缺的存在。 它赋予影像内在生命力，使观众沉浸其中。 而谈起最令人记忆深刻的电影配乐，非《末代皇帝》莫属。 但鲜为人知的是，担当《末代皇帝》的主要配乐制作者，还参与了电影的出演。 他，是一位来自日本的作曲家——

坂本龙一

也许有人并不了解“坂本龙一”这个名字，但他的作品，你一定听过。 从《末代皇帝》那恢弘壮丽的宫廷配乐，到《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暧昧清新；从《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凄美动人，到《荒野猎人》的萧瑟凛冽…… 为不同风格的电影注入动人力量，大概就是电影配乐大师的伟大之处。 坂本一生获奖无数，所创作的音乐曲风空灵脱俗、融合东西古今，可称为世界级音乐大师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新音乐教父”。

2月29号，坂本龙一在一场线上音乐会中，为中国观众带来了一场特别的演奏。 在这场演奏中，他特意使用的一种乐器——武汉制造的吊钹。 演奏结束后，坂本龙一用中文直视着镜头说：“大家，加油。” 这样含蓄的关怀，感动了很多人。

说起坂本龙一与中国的缘分，大概始于《末代皇帝》。 话说《末代皇帝》的导演贝尔托鲁在戛纳电影节上，第一次见到坂本龙一，就邀请他出演电影《末代皇帝》中的日满电影协会会长甘粕正彦。 于是在1986年，坂本龙一来到了北京，参与《末代皇帝》的拍摄。

《末代皇帝》拍摄现场：坂本龙一与导演贝托鲁奇

后来导演临时拜托坂本，为溥仪加冕那一幕配一段音乐，并且要求在拍摄前一天就写完、并且录制好。 给他的作曲和录音时间只有3天，并且现场什么音乐器材都没有。 后来在坂本的坚持下，剧组找来一架老旧走音的钢琴。 坂本坦言，他几乎是“一边想象乐音，一边写下”。

饰演甘粕正彦的坂本与饰演皇后婉容的陈冲

影片杀青半年后，制作人找到他希望他来负责《末代皇帝》全片配乐。 对中国民乐完全陌生的坂本立刻去唱片店，买了二十张中国音乐精选集，从头开始听，用心体会中国民乐的独特风格。 最终，坂本一共创作出了44首曲子，将西方乐器小提琴与二胡、古筝、琵琶等中国乐器完美结合。 而完工之后，他也因为过度劳累而不得不住院。

The Last Emperor

9.6

Ryuichi Sakamoto David Byrne Cong Su / 1987

为《末代皇帝》创作的音乐，可谓神来之笔。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末代皇帝》获得了包括最佳原创音乐在内的九项大奖。 36岁的坂本龙一，也凭借本片配乐登顶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另外参与配乐的还有苏聪和大卫·拜恩）

从左至右：坂本龙一、大卫·拜恩、苏聪

众所周知，《末代皇帝》是最后一部被允许进入故宫拍摄的电影。 这部电影堪称影史奇迹，而它的配乐同样被誉为电影配乐的经典。

关于为《末代皇帝》配乐的经历，坂本龙一说道——

有一幕戏是溥仪的皇妃大喊“我再也受不了了”，然后就此出走。 这幕戏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很喜欢这幕戏和饰演皇妃的女演员（邬君梅）。 我第一次让工作人员听这个部分的配乐时，所有人相互拥抱，口中喊着： “bellissimo”（太美了）、“bellissimo”（太美了），高兴得简直要跳起舞。

去年上映的《坂本龙一：终曲》让我们得以了解这位日本顶级作曲家私密的一面。 片中收录了坂本龙一30年前参与《末代皇帝》等电影的珍贵片段。 历时五年贴身拍摄，豆瓣评分8.8。

坂本龙一1952年出生在东京，3岁学习钢琴。 大概天才都是早慧的，在照顾幼儿园的小兔时，坂本龙一写出了人生的第一首歌《小兔之歌》。 回忆童年时他这样说道：“比起被声音吸引，我是与声音相遇了”。

初中时的坂本也曾是个中二少年，一度认为自己是德彪西转世。 后来他曾说:“一生中影响最大的音乐家，一个是巴赫，一个就是德彪西。” 这段时间里，他几乎无视学校的课程，妥妥的“坏学生”。 直到初中快结束，他都没有正经学习过学校里的课程。 有一天，他发现新宿高中的校服好看，于是就为了这么简单的理由，奋发图强一个月，如愿以偿考入了这所学校。

高中时期的坂本龙一

很多人称呼坂本龙一为“教授”，不过坂本却并非真的教授。 他并没有在大学教书，教授之名起初是来自同龄人的调侃。 坂本龙一年轻时还是个左翼热血青年，读毛泽东的著作，听马克思主义者的讲座。 左翼思想直接影响了坂本龙一的音乐，高中时候和朋友喝酒时，他就狂妄地说—— “我们一起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让我们仿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神，用音乐为劳工服务！”

1969年，在新宿高中校舍前发表激情演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时叛逆不羁的坂本也逐渐温和下来。 坂本龙一开始更多地关注环保、和平反战以及社会问题。 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坂本龙一前往受灾地区，发现了一架从被海啸摧残过的钢琴，他被这架几乎损坏的钢琴声音迷住了。

海浪一瞬间涌上来，让钢琴回复到自然状态，经过自然调音的钢琴声，我觉得特别美。

他把这架钢琴的声音，收录进了新专辑《异步》中。

那次灾难，对坂本龙一的震撼不言而喻，他开始思考“音乐和艺术对于灾难所能做的”。 在接受杂志采访时，他说——

说起音乐和艺术对于灾难能做什么，比起送食物和捐赠，我认为所能做的最高层次，应该是深思灾难的意义并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出来。

当然，对于受灾者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 接受人类文明与自然是对立的事实，将由此引发的认真思考转化为作品，这是到任何时候都没有终点的一件事。

坂本龙一在福岛核事故后的灾区

他还招募了受灾地区的孩子，组建了一支东北青少年管弦乐团。 直到2019年的采访中，他仍提到——

事件带给我的震动至今还在。 那种震动究竟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做？ 我还没能找到答案，它们也影响着我的创作。

坂本龙一和东北青少年管弦乐团

2014 年，坂本龙一被确诊患上了咽喉癌，不得不停止一切音乐活动。 但病情刚一好转，他又全身心投入工作。 不顾亲友反对，接下了《荒野猎人》的配乐工作，甚至自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与死神赛跑的坂本龙一，对音乐的痴迷和执着令人动容。 他随时随地都在收集、记录大自然转瞬即逝的声音。 他认为，那些都是浑然天成的音乐。

下雨天把玻璃罐放在雨中，想要录下雨点敲击玻璃的噼啪声。 后来嫌罐子太厚，干脆找了个铁桶直接顶在头上走进雨里去感受。 “每次下雨的时候，我都打开窗户，然后把录音器放出去。”

头上套着个蓝色塑料桶，站在雨中感受雨滴敲击的声音。

坂本龙一录屋顶上的雨声

坂本认为，音乐在大自然中无处不在。 在聆听和走进自然的同时，他也体悟到——

当人类加诸大自然的负担一超出大自然容许的范围，受害的是人类，大自然不会感到任何困扰。 生活在冰山和海水的世界的那期间，我不断感到人类是多么微不足道。

坂本龙一在格陵兰岛，为当地自然声着迷

在北极圈冰雪融化的溪流中录“垂钓声音”

在森林中收集踩在枯叶上的脚步声

对待音乐，坂本龙一专注得可怕。

也许还能活二十年，也许能活十年，也可能只有一年，一颗心还是提着的。 所以为了不留遗憾，我想创作出更多拿得出手的作品。

年轻人们喜欢坂本龙一的音乐和他酷酷的形象。 而他却更希望年轻人多些严肃思考，关心沉重话题。 在1984年的记录片《东京旋律》中，他说：“我很悲观，因为年轻人不再抗争了。” 有一次接受采访时，他感慨：“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不愿意再去关注那些沉重的话题了……真的好悲哀呀。” 不久前，中国粉丝们以教授的名义捐建乡村小学的音乐教室，作为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教授表示这是他收到的最棒的礼物，他还耐心地点赞了每一条留言。

2017年9月，威尼斯电影节上，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世界首映，现场观众起立鼓掌，长久不息。 坐在前排的坂本龙一有些害羞，他有几分尴尬地对身边的纪录片导演说：“斯蒂芬，我们离开这里吧。” 就是这样一位可爱内敛的音乐家，为这个世界带来了诸多美妙的音乐。

纪录片名中的“CODA”是一个音乐术语，指的是乐章结尾部，完结部，终曲。 这也是坂本龙一1983年出版的精选专辑名。 而坂本在片中为其赋予了新的意义：“一曲的终结，代表新乐曲的开始。” 教授的意思是，就算快到极限了，也不会放弃挑战呐。

*本文作者：RAMA

涉及對紀錄片《坂本龍一：終曲（Ryuichi Sakamoto: CODA）》的輕微劇透

目錄

1 坂本龍一的音樂世界

2 音樂的消失

3 音樂的回歸

4 尾聲

正文

1 坂本龍一的音樂世界

在紀錄片《坂本龍一：終曲（Ryuichi Sakamoto: CODA）》中，我們可以經由作曲家坂本龍一那種聆聽、思考作品與生活中聲音的方式，一窺的他音樂世界。

我以前也看過一點關於坂本龍一的文章，知道他會因爲厭倦了一座城市的聲音而搬走，會到他中意的城市、自然裡散步、採集聲音素材，會因爲覺得餐館的背景音樂配不上主廚那桂離宮一般的手藝而主動提議，讓他來幫忙挑選配樂曲目。

然而，讓這樣一位作曲家也頗感意外的是，音樂原來也會有消失的時候。

2 音樂的消失

「911」事件發生的時候，坂本龍一正住在紐約，因而親臨了紐約城災後的心境。

然而直到約一週後在聯合廣場聽到年輕人用吉他彈奏《Yesterday》之時，他才反應過來，這是他災後第一次聽到音樂，而音樂已悄然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有一週之久——大家似乎都沒有意識到這回事，甚至連他這樣一個原本每天環繞在音樂之中的職業音樂人都未曾注意到這一點。

爲什麼音樂可能會在災難的衝擊下消失呢？

我想到一種簡單的解釋。如果藝術本身可能是療癒過程的階段性成果，如果創作本身可能意味著痛苦已被消化到了一定的程度，那麼在剛剛遭受心理衝擊不久的「急性期」，藝術也好，創作也好，確實有可能是來不及誕生的，因爲療癒尚未上路，消化尚未展開，個體也好，集體也好，仍然處在第一手體驗的衝擊當中，內心唯有見證。

村上春樹曾在對談中問河合隼雄：「製作者的心理問題的深度和他做出來的東西的感人程度會成正比嗎？」河合隼雄回答：「…不一定…因爲如果心理問題太嚴重，就沒有辦法全面地表現出來…所以疾病的深度和作品的深度並不一致…如果沒有足以把它表現出來的力量，作品也就沒有辦法成形。有的時候，有心理問題的人會光有疲勞感或是恐懼感涌上來，怎麼也無法構成一個故事。」（河合隼雄等，《村上春樹，去見河合隼雄》，P81-82）

榮格也認爲，身體力行的自發性創作，意味著當事人正在化「被動」的心理處境爲「主動」（Jung，《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P78/段106），言下之意，即我們可以把創作的展開視爲「康復」階段的一個標誌，而在「衝擊」剛剛到來的階段，人們則可能失語，音樂則可能消失。

3 音樂的回歸

音樂回歸紐約的街頭，也許意味著彼時紐約已經在消化創傷了。而我也是一段時間後才想起來，音樂的「消失」和「回歸」，似乎也是紀錄片中坂本龍一自己的經歷。

2014年的時候，坂本龍一確診喉癌。他首先做的也是暫停工作，暫時休息，專心治療。「不要試圖尋求音樂上的救贖，这是我最真實的感受。在接受治療的過程中，根本沒有那樣閒暇的時間」[1]。他後來在家裡也是靜靜地吃飯，刷牙，服藥，紀錄片裡的這些片段中也尊重了這種寂靜，沒有安排配樂。

我想起最近才想到的《月亮忘記了》一書和幾米的癌症康復之間的可能關係。雖然1998年至今，幾米出版了很多作品，但是對於確診血癌的1995年，幾米的自述是：「一九九五年，我什麼事也沒有做成……」（幾米，《故事的開始》，P24）

而直到治療結束後約半年的時候，岡薩雷斯·伊納里圖找到坂本龍一，希望他考慮爲電影《荒野獵人（The Revenant）》作曲，坂本龍一才試著重新開始以音樂人的身份迎接新的挑戰。[2]

4 尾聲

紀錄片裡，坂本龍一說，確診癌症的那年，他原本正想做一張專輯，但爲了專心治療便推遲了。而在癌症康復後，想必是有了新的體驗和想法，坂本龍一說他決定把之前的構想推倒重做。最終便成了《async》這張專輯——大概可以說正是坂本龍一那「消失」又「回歸」的音樂的一個標誌，映照著他患病又康復的歷程。

紀錄片差不多要結束的時候，是一段坂本龍一在室內音樂會上用合成器演奏專輯中的樂曲《solari》的片段，曲名來自塔可夫斯基導演的影片《飛向太空/索拉里斯星（Solaris）》，樂曲本身也是以給該片做假想配樂的感覺而創作的。

在片中聽到這首曲子，我有一種難以名狀的奇妙感受，當即覺得影片大概是要結束了，因爲這首曲子和整部影片似乎互爲註解，樂曲中的飽滿蜂鳴也給我一種醞釀已久的情緒終於在創作中「表達成型」的感覺。不過我很難將這些感受用言語表達。我想這也正是音樂、繪畫、舞蹈、雕刻、體育等等各種非言語形式的價值所在，因爲它們能夠包涵那些超越言語的內容，它們也常常能用自己的方式爲一些很難講清楚的問題提供特別的角度，比如「康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就像無數沒有歌詞的音樂一樣，從言語的角度來說，它們是無聲的，可它們畢竟是音樂，所以它們又絕非沉默。

註：

[1] [2]坂本龙一笔译组，《坂本龙一：患癌之时习惯它，这就是生活》//zhuanlan.zhihu.com/p/70047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