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

前几天和朋友们一起去看纪录片《四个春天》，这部电影可以说是2019年华语影坛给我的第一个惊喜。故事讲述的是贵州的一个小城镇上，一户普通的五口之家在四年的时间里发生的故事。导演，也就是讲述人，正是这一家的小儿子，他用镜头记录下了自己的家人，特别是自己的父母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家的故事，打动了大多数的观众，让和我一起去看电影的朋友们，都成了“自来水”。我和大家一样，感慨命运无情，人间有爱。但除此以外，在看完电影之后，我还想到了另外一层面的事情，觉得有必要随便和大家聊两句。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观众和我一样，会感受到这是个非常有爱的家庭。从年迈的父母互动之中，能感觉到他们的感情深厚，两个人在结婚纪念日时，陆妈妈给孩子们讲起当年是怎么嫁给爸爸的，简单的一间房，还不是自己的，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就结婚了（大意），结果借的钱好多年才还完。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大概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个，后来我看到群里朋友们分享导演陆庆屹立的一篇文章，讲自己的父母，果然是年轻的时候曾经吃过很多苦。这些细节，大家可以看我后面附的导演的文章。这里我就不一一细表了。但是《四个春天》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两位老人每天知足常乐的生活，虽然儿女一个也没留在身边，按理他们也算是空巢老人了，但却从来不寂寞，弹琴弄曲，上山下地，两个人一起，把个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

成年后的孩子们回到家，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那份融洽，一起去爬山，扫墓，一起吃饭喝酒，贴春联，和父母聊天，和父母一起唱起歌来，这些生活的细节，可以看出绝不是在摄影机前摆摆样子。特别是导演本人的镜头，就是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的眼睛，一直追随着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观众可以感觉到这个儿子眼里的父母是多么朴实和可爱，他不像许多子女那样，成年后就把头别过去，转头不再看自己的父母，他在仔细的端详自己的父母，希望记住他们的样子，那种对父母的依恋是克制的，但对父母的喜欢，都是发自内心的。

虽然电影里孩子们只是父母的配角，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老两口日常的互动，但是陆家的三个孩子都开了家乡，走出了这个小城，各自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去发展，说明三个孩子的成长和发展也都不错，都是有自己生活追求和有主见，也可以猜得出，是基本上生活态度积极和成熟的成年人。抛开感人的那些因素不谈，这部电影这让我想起现代心理学，对家庭关系一直以来都有的一种说法，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永远要优先于亲子关系，比亲子关系更重要。一个家庭，如果父母的感情非常好，那么这个家庭里的孩子，会自然的更有安全感，更自信，心态上也更健康和舒展，亲子关系也自然会好起来。

我回想了一下，如果我身边的哪个朋友的父母感情非常好的。这个朋友基本上和父母的感情也是非常好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曾经说过，我和父母的关系在我长大之后变成了融洽和互相接纳，好几个读者曾经问我怎么做到的。其实这都是运气，因为我父母年轻时聚少离多，各忙各的的事业，但是在婚姻的后半程，我的父亲生病，母亲尽心尽力的照顾他，在父亲生前最后的十几年里，他们的感情非常好，我打少年时开始，和这样一对相亲相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十七年，许多事情，就水到渠成的改变了。

生活在贵州的陆家是一个多子女家庭，我们家也是。虽然陆爸爸和陆妈妈不会像当年我的父母那样，玩命的工作顾不上孩子。但我想，哪怕是无意为之，那个年代的不少多子女家庭，都更有可能是夫妻关系优先于亲子关系。但这对于现代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就不好说了。多少夫妻的感情基础原本也不错，在生了孩子之后，就变成了一切为了孩子服务，亲子关系要比夫妻关系重要的多，渐渐的就变成了妻子忽视丈夫，丈夫冷淡妻子的恶性循环，有一对关系不好的父母，孩子的心态也是受影响的。最重要的是，大人们渐渐的失去了自我，而孩子却未必能成受得起承担父母的自我。

因为有一对相亲相爱的父母，所以对陆家人这样的生活的感同身受，也因为家族里有非常关心的独生子女家庭，对痛苦也同样感同身受。看完《四个春天》，我觉得它除了那些眼泪和欢笑以外，还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上非同一般的意义。我们中国人，很少有机会可以这样近距离的全程去看到别人的家庭，这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但这部电影可能比你读多少篇文章都有用。它为我们展示了好的原生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当孩子看到相爱的父母，这无形中可以给他们以安全感，哪怕他们年纪尚小还体会不到，哪怕他们早早离开家，但是这种来自家庭的安全感会留在他们心中，然后有一天，当父母老了，孩子们会重新发现父母给予自己的东西拿些无价之宝。而在必要的时候，当一个家庭面临苦难的时候，孩子也会用某种方式来反哺父母。这样的家庭，在风雨飘摇之中，才能抗过风暴。对于我来说，《四个春天》的这个故事，不仅仅是电影里的，也有电影之外的。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小时候觉得这简直是句片汤话，长大后渐渐明白，这一句话包含了多少内容。父亲和母亲，哪怕不是原配的，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他们的关系亲密，牢固，才是直接关系到这家庭里的成员的最重要的感受。孩子，早晚是要离开父母的，大人要把自己的日子先过好，把自己的关系都维护好，孩子们肯定也错不了。中国人最喜欢把“一切为了孩子。”挂在嘴边上，但是大人们一厢情愿的自我牺牲，常常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反倒把孩子也给搞拧巴了。所以建议大人们不妨和你家孩子他爸他妈一起去看看《四个春天》，愿你们重拾昔日的美好情愫，到老的时候有相依相伴的人生。

搬进山里后，经常被问：山里住久了会不会腻？

答案是：会。

某天我和lisa出门买菜，村子里静悄悄，狗不再吠我们了，远处的山被云雾笼罩着，空气又湿又冷，我们俩揣着手一言不发的赶路。

我心里咯噔一下，糟了，我们习惯这远山近雾、田园农舍了，感受不到最初那种美了。

久居之处无美景。

只有当你不再拥有，或者不再属于，某地、某人、某物时，你才能重新去审视它的美。

所以当我看《四个春天》时，对陆庆屹还原出的，那个美得出尘的故乡，一点都不诧异。

北京和独山中间这几千公里，每年只在家待的这一个春天，给故土蒙了一层滤镜，蚊子血成朱砂痣了。

一切都是美的，天台的迎春花是美的，贴了瓷砖的养了锦鲤的小池塘是美的。

老式脸盆架上的搪瓷洗脸盆也是美的，一眼望去只有一方天空的天井也是美的。走廊里未干的水迹，也是美的。

那些曾经厌恶，想要从自己身上抹去的标签，都有笨拙的美。

美是美的，但当做院线上映的电影，好像有点粗糙了。

电影开头，镜头从天井往下探，父亲在二楼走廊上跑步，我小声跟lisa嘀咕：现在要拍电影这么简单了？

但再往下看两分钟，我就忘了这个问题。

我成为这个家里的一员，在两个小时里，感受了一趟喜悲。

好的电影，和小说一样，都有强大的共情能力。

即使导演陆庆屹已经足够克制了，没有煽情，只是简单的记录父母的日常，把拍摄者，也就是自己，尽量的从影片里去除，也不妨碍我们被感动。

我们之所以被感动，被震撼，不是因为生死离别，相聚重逢。而是这对夫妻，他们对生活，有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天赋。

正如导演陆庆屹所说，他们这一家，普通，但不典型。

普通的是同样都在这鸡毛蒜皮安的生活翻滚，不典型的是，两位可爱的老人，在这一地鸡毛里，还保留着感知美的能力。

不需要惊涛骇浪，一阵风，都能撩拨他们诗意的心。

年夜饭前供奉先人，父亲郑重的磕头，母亲站在一旁打趣，保佑你快快长大好好吃饭。

母亲捧着一束金银花，像少女一样郑重的插在瓶子里，说有花香干活来劲。

母亲和父亲被子女们撺掇着喝交杯酒，母亲嗔怪父亲看都不看她一眼时，我听到身边都是笑声。

燕子来了，父亲得意洋洋，像献宝似的的叫儿子去看。

一家人上山打厥苔，父亲的鞋底掉了，也不恼，一边拿芦苇绑鞋底，一边说，好玩得很。

从田里营生不易，然而父亲上山要柴，去水边洗衣服，帮亲戚家收庄稼，他从不觉烦，自己带相机去录影，自己解说，回来剪成片子保存。

对熟悉的事物保有热情，不能不说是一种天赋。

然而再有天赋的人，面对生离死别也是无力。

姐姐一离世，整个片子就蒙上了一层阴翳。

姐姐在病床上，痛得大声哀嚎，家人们围在床，愁云惨雾。

那种场景我再熟悉不过，我爸坠楼时，躺在病床上，每天疼得直叫唤，上钢针打孔时他都忍着没流泪。我赶到医院，和他四目相对，他眼泪就流出来了，我真恨不能代替他去痛。

电影里，姐姐病情稍有好转，大家就让她和儿子合影，大家嘻嘻哈哈，就像没事一样。

有个友邻骂，在病人面前笑，怎么不考虑病人的感受。

能说出这话，怕是没经历过家人病痛，病床前最忌讳的就是眼泪和哭脸，再苦也要作乐。

我爸在医院那一个多月，每个人都在跟我父亲打趣，给他鼓劲。我给他洗完脸，就拿洗脸盆放旁边，让他把两只手放到水里晃动，说，小鸭子要来浮水啦。他就笑，用干涸的手去感受水的流动。这种对于自由和快乐的渴望，支撑着我爸出院。

记录别人是容易的，但记录至亲的死亡，对于任何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何况陆庆屹对美的敏感高于常人几倍，对悲伤的敏感亦然。

父母亲在葬礼上表现得很冷静，只在接女儿灵位回家时，才克制不住，悲痛的哭起来。

一直在镜头之外的陆庆屹呢，我看电影时，一边哭一边揣测他的心情，葬礼上那一段听不懂，却让人莫名悲凉的歌，就是他给姐姐的挽歌吧。

姐姐活着的时候像太阳，离开才更加惨烈。

所以我看到友邻说陆庆屹卖惨，用家人来卖钱时，悲从心来，到底是多阴暗的人才能萌生出这种想法呢？

相比起记录来说，向众人坦露这种悲痛，才是更难。

我很庆幸，陆庆屹能说服自己，撕开伤疤，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温情和悲伤。

当母亲和父亲渐渐走出失去女儿的背痛，能在女儿坟前唱她喜欢的歌，甚至是脚步松快的跳起舞时，我相信，镜头之外的那个人，也释怀了。

就像父亲在山上唱的俄罗斯歌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们不惋惜。

但现在拥有的，要好好珍惜。

拯救世界自有超级英雄去，我们这样的普通儿女，就安心陪在父母身边，多过一个春天。

长按二维码关注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在一年内把同一部电影看上四遍，直到遇见《四个春天》。它与我的2018年联系得如此密切，以至于几乎重构了我的生命体验。

第一遍看是年初在27院儿，那是尤伦斯首映后的第二场试映会。那个时候电影在豆瓣上已经开出9.2的高分，饭叔在广播里说对声音做了一些调整。因为来晚了，我只能站在整个放映室的最后。那天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饭叔，我觉得他好像没法像其他导演一样做出强有力的个人阐述。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心思细腻，但不善言辞。而日后的交往，让我必须给他加上一个特征：特别容易动情。

后来我才得知制片人也是在这场放映中看到成片，继而引入更专业的团队对电影进行调整，再然后，就是《四个春天》入围FIRST青年电影展的消息。因为做志愿者，我在FIRST组委会提前看了第二遍，那时电影已经接近于现在的模样，加入了一些字幕标注，以便于让观众理解故事的时空。

第三遍看是在八月底，FIRST拿奖后，金马奖入围名单公布前，北京的一场点映。我终于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到了DCP的版本，片末多了近两年饭爸饭妈的最新影像。大银幕确实会放大一些技术上的瑕疵，但依然不妨碍我对它的喜爱。我明白，《四个春天》是一部经得起重温的电影。在熟悉了人物与故事、对电影没有期待之后，它仍从情绪上牢牢抓住了我。片子反映出的生死观和朴素情感，使我不止一次回望自己的家庭，思考自己与家人的相处方式。

保利影城天安门店

在饭叔生日的后一天（也是电影开启路演的后一天），我把它看了第四遍。在片末的“天使”鸣谢名单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它依然生机盎然，一再突破我的心防。我好想在过年前，在老家的小镇电影院组织一场放映会，请来我的亲朋好友，带他们欣赏这部温暖我一整年的影像。

雪莱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太适合作为这部电影的宣传语：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剪辑、声音、配乐：从一部独立电影到院线电影

所有电影都是在剪辑台上最终诞生的。但是对于纪录片而言，剪辑的重要性和决定性更为凸显。因为它直接反映出素材的选取，进而体现电影的架构，背后是导演对拍摄对象的理解。

《四个春天》最初的版本是120分钟，后来在专业剪辑的指导下剪到105分钟。按制片人的说法，时空被压缩了，但信息量是增加的。印象中，做出的调整大约集中在非叙事空镜和人物状态，比如父亲展现才艺的蒙太奇段落，穿插院落里的自然风物，使诗意的浮现更加自然。而为姐姐特意加上的那段回溯，则更倾向于商业片构建情感的考量，我对这种方式持保留意见，但在影院环境中能感受到那个片段对声音的细腻处理。

是的，声音，对声音的加强使《四个春天》有了电影感，“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是极为有效的叙事手段。导演是用一个Nikon D800随机录的，所以最多录到了一个对白，而且由于经验不足，他用的是29.97帧而非24/25帧拍摄（见赵珣文《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了，说下<四个春天>》）。除了对降帧率变调的问题进行解决，声音部门更是“尽可能地还原了当时导演能够想象出来的环境声，以及加强现有的环境声”（赵珣接受D纪录采访）。《四个春天》成为了一部在声音上非常丰富的电影。

因为父母对音乐的热衷，电影中始终点缀着人声歌曲或器乐演奏，因此原片中没有再加配乐。而在最终版中，陆庆松（哥哥）对《青年友谊圆舞曲》做了重新编曲与变奏，作为电影中过场的配乐与片尾曲，是对电影主题与内容的另一种呼应。

我还记得自己在七月的西宁偷看FIRST终审会议的速记，周浩在会上丝毫不掩饰对《四个春天》的喜爱。

且不说他发在微博和票圈的不点名表扬

他说自己看了前几分钟就在想如何说服大家把最佳纪录片给它，但是看到半小时觉得自己用不着说服了。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赞赏，他选择陆庆屹作为新片《一年》的剪辑。

从一个不会装剪辑软件的人，到剪出自己的处女作。每天十六个小时剪辑，饭叔坚持了二十二个月。除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提名，剪辑奖的提名似乎是更大的肯定，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

叙事与构图的空间意识：距离感带来的审美意趣

影厅里在父母登山的段落第一次爆发出持续而密集的笑声。

我首先惊讶于导演的慧眼识英，能在250多个小时里打捞出这段素材——它无限接近于花絮，又极深刻地反映出家庭的和谐。其次，在事先知晓第二个春天发生的不幸之后，我领悟到生活是最好也最残忍的编剧，也更深地理解了鲁迅那句“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导演选择把姐姐在病床上的一幕，紧接着剪在欢乐的旅行照片之后。——这是对自己的残忍，却是对观众的负责。

作为亲历者的陆庆屹，在创作（剪辑）时必须无数次重温生命无法承受之重，最终从悲痛中跳脱出来，在影像的海洋里寻找叙事的脉络。于是我发现早在姐姐出现以前，在父亲与她的电话交流中，已经隐隐透露出病情的存在，而第一次观影的观众因无法迅速解读信息而滞留在愉快的心情中——这种情绪的错位显然是一种叙事的高明，也在日后回想时给我以更沉痛的打击。

疾病和死亡，其实是《四个春天》不事张扬的隐线。从贯穿四个春天的扫墓场景，到母亲对父亲身体的担忧，导演对悲伤的克制乃至按捺，最终使其成为影片淡淡的底色，进而升华为一种朴素而博大的生命态度。父母在女儿的墓前耕种植物，甚至于一展歌喉、跳起舞步，你无法不被这种超越痛苦的生死观震撼。

我想起杨德昌《海滩的一天》的一句台词：“我们读过那么多书，小时候一关一关的考试，为什么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么重要的难题？”而《四个春天》教我面对的难题就是：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面对生命的衰老，如何生活。我在这部纪录片里所受的启发，不亚于两年多以前第一次观看《东京物语》。

拍摄意识的逐渐形成，让陆庆屹越来越退回到摄影机背后。这是一种自觉的距离感，但你不能否认的是，他仍是家庭生活的参与者，只不过有了一双更加温柔与敏锐的眼睛，更能体认隐藏在日常里的美。第一个春天父亲获赠的腊梅，在第四个春天再度出现。——这种俯仰皆是的细节让我感到惊叹。而那个从父母的脸转到烟花的叠画，更是包含无尽的爱意和赞美，甚至拥有了神性。

越往后拍，特写越来越少，远景越来越多，饭叔越来越爱捕捉静态构图中的动态，像侯孝贤会采取的方式。他镜头下的独山作为家庭的“陪衬”（背景），开始呈现桃花源般的美好质地。

他曾经向我解释他所理解的纪录片的空间意识：“固定镜头里面有它那种内在的洞视，可能是一个非常微小的点在动，你才能感觉到空间的厚度。比如站在水渠上那个镜头，如果没有上面的树枝，这个镜头也没有意思，就是因为上面有那个树枝也在微风里微微晃动，才和它产生一个空间对应的视觉感。”

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它的诗意”：人物>电影？

第一次接受线上采访的时候，饭叔最后抛给我的金句是：“每个家庭都有它的诗意。”而当面对面交流，再谈起上面这句话，他选择用另一句话代替：“我觉得人需要去凝视自己的生活。”

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有了新的体会，正如木卫二在其影评开头所言，与《大象席地而坐》或《柔情史》中互害的原生家庭相比，哪怕是与万千观众的普通家庭相比，《四个春天》提供的都是一个太过珍贵的非典型家庭范本。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生命状态里自然流露出的处世之道令观众动容。但与其钦羡，不如反照自身，努力成为这样的人：生命充沛，亦可施与暖意。这也就印证了导演所说的凝视自我。话说回来，越是像《狗十三》这种压抑的电影，就越希望观众在观影结束后思考自己的人生，从而成为一个更阳光、正面的人吧。

我想在电影上映以后，对饭爸饭妈的赞美会越来越多，甚至可能会出现“父母的存在比电影更精彩”的言论，就像对《自行车与旧电钢》的评价那样。

连陆导本人在FIRST颁奖礼上领奖的时候都说：“我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我爸我妈获奖，因为我爸我妈比我有用板砖拍碎一切苦难和桎梏的勇气。我看到好多朋友都说好喜欢你爸你妈，这说明很多的问题，如果我想在电影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还有很大的提升和学习空间。”

但人物真的大于电影吗？我越来越觉得，这个观点其实是个伪命题。

哪怕是纪录片这种非虚构作品中的人物，也依然是由导演建构的艺术形象。它接近真实，但并不等同于真实，而这一建构过程就是电影的演绎过程。在这一点上，《四个春天》无疑是成功的，这成功无法将人物与作品整体割裂来看。

曾经跟另一位纪录片导演聊天，他提到一个创作理念：纪录片不要与人物生活或故事过于黏着，而要营造出一种大气层一般的东西，与观众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他还提到艺术的复杂性，认为《四个春天》是有些单向度的作品。我把他的话想了又想，后来觉得相较于野心和复杂，《四个春天》的简单和纯粹可能是最珍贵的， 但它并不像大家想得那么信手拈来 。

《四个春天》面向家庭，同时也面向创作者自己。它是一部“小”的电影，没有涉及国家或者民族情怀，它只是关心一个家庭，关心父母的状态。它的目的是向父母献礼，却因为真诚意外地拥有了更多观众，因为，我们都是子女。于是，它也变成了一部“大”的电影。

饭叔曾经跟我特意提到父亲在家庭录像里说的一句话。那天父母跟女儿外出游玩结束往家走，父亲看着母亲和女儿走远，感慨地说道：归家的路。这句话让他感动，也让我感动。观看《四个春天》，对我而言，好像也是一条归家的路。但它通向的一定是我自己的家，我终究要用自己的方式与父母达成和解。

电影后半程，父母走远以至于出画的镜头好像也越来越多。我不断回想起龙应台在《目送》里写的最后一段：“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我又想到片中母亲与小儿子（饭叔）的那个惊人的默契时刻——母亲含泪送走大儿子和大孙子，吩咐导演去拍他们，然后转身进屋。但镜头没有动，几秒之后，母亲从忍不住从屋里走出，这时与小儿子惊讶地四目相对。无非是做母亲的舍不得，做儿子的懂得她的舍不得。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我也就知道饭叔为什么能拍出这样的电影。不光是他个人的努力和艺术造诣，更有家庭对他无形的影响。所以与其说“片如其人”，不如说“片如其家”吧。

第一次线上采访： 陆庆屹：“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

第一篇影评：燕子又飞回来了

第一篇线下采访：陆庆屹：“人需要去凝视自己的生活”

我至今没怎么弄懂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的“日常的诗学”究竟是什么。但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当我缓缓走在雨夜里回味它的时候，脑中却不自觉的蹦出了这几个字。特别是那个在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家，因为那方小天井的存在，因为有了这对热爱生活的父母住在那里，而格外显现出诗的气质。原来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建筑可以那么简单，而里面的生活却仍然可以那么丰富。

这方小天井在影片中重复出现了无数次。然而日常甚至平常的小天井因为时间和气候的变幻，因为导演镜头抓捕的随心所欲带来的真实感，因为父母不同的活动而带给我层出不穷的新意。众观全片，几乎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天井镜头。

影片中的这个家不新也不旧，和别家联立在一起。从外表看，它因为太过平常而完全为环境所淹没。四个春天，每一个春天的开始都几乎一致：进入一个不起眼的门，随之而来的是一条窄窄的小径，小径的尽头就是家之眼--陆家天井。昏暗悠长的小径尽头就是那精彩真实的喜怒哀乐的父母的日常生活。空间上的转折和叙事上的铺叙吻合得天衣无缝。

建筑空间上的中心和家的生活场所的中心同样在这方小天井中凝聚。它并不华丽也不具有传统古建筑那样的雕梁精刻。但它自有它独特的动人温暖。天井大概两层，高窄通透，留下一片方形轮廓的四角天空。这是我印象中贵州一带民居天井的尺度。方形天井的中心是一个圆形水池，水池的中心是一口圆井，圆井上盖了一顶纱布做的圆帽。水池的池台高约400-500，正是人可以随意坐卧的尺寸。台宽也做得极大，足有半米，以致它能容纳任何的锅碗瓢盆。母亲还在这个池台上切雪菜。浮石水草点缀池间，游鱼几尾，玲珑晶莹。作为一个建筑师的我，被这样一件充满功能充满愉悦充满身体性充满各种使用可能性的天井中的“家具”深深吸引。饮用的井水，天上落下的雨水，营目的池水在这方天井中交融却又分割。因为水源在这里 ，所以淘米洗菜在这里，烧水在这里，喝茶吃饭在这里，赏鱼也在这里。在第四个春天中，两人还拿出了古老的石磨盘在这里兑水磨豆浆。这真是把传统村落城镇中的井台空间搬入了自己的家呀。池台以白瓷砖打底，各种花色瓷砖点缀其间，清新明亮而不落俗。四周天井以淡红淡黄两色间杂的铺地铺砌。室外的天井经过这样的地坪装饰仿佛有了室内的感觉。如果仔细留意会发现此处的铺地甚至比室内更精彩。母亲将山上采来的金银花插在花瓶里，放在池台上，香气氤氲满院。世上无上的韶华由此渡过，也未为生长不出安贫乐天的勇气。

他们在这里拉琴，他们在这里欢唱，唱出“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宽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母亲拉开了她的红扇，左右摇摆，伴着父亲的琴音翩翩起舞。也许正是那欢快动听的歌声吸引了天空之上的精灵。燕子从四方之口中飞进来，衔着它秀翘的燕尾，来探一探这深口之下的空间。它们到天井的檐下做窝，叽叽喳喳，欢腾喧闹，整日儿唱着欢快的歌。父亲开心得像个小孩子 他用乡音欢呼“今年，燕子又来喽。”母亲却有点忧虑“我喊你爸少高兴点，以免将来燕子走了又伤心。”这是一家什么样的人家，日常的对话中竟然有着诗人般的赤子真心，那么可爱 那么淳朴又那么真实。他们在每一个春天和正归来的孩子们说“欢迎回家”，他们也在这里目送儿女们“离开故土即将远行”。电影中有太多迎来送往的场景都发生在这里。上一秒还是儿女忽还乡的喜悦下一秒就已经要依依惜别，劝衣加饭多敬酒。我看到了他们满目春光，也看到他们沉默不语，就像看到自己的父母。

家的二层，环绕天井设有挑廊，父亲有时候在这里跑步运动，一圈又一圈，有时候又在走廊的一头拿出他的萧，轻轻吹奏。导演在这走廊上用他的镜头固定了父与母在两个相邻房间里平行活动的画面。父亲弄着他的音乐，母亲踩着缝纫机。世界静寂，只有他们各自发出的声音。那种美好安闲的劳作，那种寻常的家因为镜头捕捉角度的独特而给人带来了崭新的诗意。

除了这方小天井中的寻常人的生活，导演时不时淡开一笔，将镜头伸向四角天井光口剪辑下的天空。它剪出明月穿过薄雾，它剪出蓝天上行云的流动，它剪出春雷雨夜，它剪出漫天升起的烟火，它剪出春燕呢喃在空中，它剪出蜂群密密层层的经过。它广邀风云日月，雾霭山岚，它将雪花请进来。这一切并不是我为了写作而刻意形成的排比，而是导演一次又一次通过镜头语言，透过天井的光口捕捉下的世界。静止不变的天井形态和仰视的角度，与随时间变化的万事万物间的对比和协作。它足够让我们想象现实中，它的变化又远远多于电影。流动的生活和轮转的喜怒哀乐都在它的背景之下。

天井上更有屋顶露台。父母时常爬上来经营他们的菜地花园。他们你一口我一口的吹散蒲公英，天真稚子之情无不抓住你的心灵。父亲也在这里找到了拉小提琴的秘密角落。露台边一株大树枝叶繁茂撑开一宇。迎春垂碧，黄色的花朵星星点点，将女儿墙掩映得生机傲然。

春去春又来。导演多角度的诠释了陆家天井的角角落落。它是这个片子里最抓捕我的场景。与那个罗甸山洞的精绝奇幻相比，这方以天井为中心的家却胜在平常，胜在无穷尽的变化。我抛开感人的故事本身不说，来絮絮叨叨的说它的拍摄场地，确实有种偏离主题的意味。但我以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以天井为中心的家的空间格局，这部电影将会失去一半颜色。我觉得陆家天井是一个具有天然的电影语言的场所。

图片来源：豆瓣《四个春天》主页

Q：除了片尾处全片没有采用配乐，父母的歌声点缀其间。父母对歌唱的热爱与他们乐天知命的性格的形成不无联系。导演怎么理解这一点？

陆庆屹：其实我觉得跟地域文化有关系。在西南地区，一方面山里人喜欢唱歌，喜欢呐喊，人们的表达就是用很自然的方式，有时候两个人会站在山头上通过大喊来沟通。还有就是少数民族喜欢唱歌，他们一般是农忙半年，闲下半年来娱乐，而唱歌也是一种娱乐方式。我父母不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他们就是在那个地域环境下产生的一个代表。只是他们的性格会让他们对歌声更投入，会喜欢抒情。

Q：在繁多的生活素材中找到影片结构不是一件易事，听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您几乎足不出户进行剪辑工作，这个结构最终是怎么找到的？

陆庆屹：最开始，就是想记录整个独山的社会生态和环境的变迁——在时间影响下的变化。 因为我离开家太久，总是在试图找童年的影子，所以看到这些东西，我都会尽量记录一下。一开始决定剪纪录片之后，我也是想要描绘小县城的状况，还有我的亲戚、家族、街坊，把这些都放到影片里去，但后来发现这样做一个片子体量不够，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规模。所以最后还是集中在某一个清晰的时间线上去讲述。

素材非常多，所以必须舍弃一部分，像类型化的、会影响观感的章节就暂时不去考虑。我有考虑以后再剪一版和现在不一样的片子，有可能是人文介绍的片子，但也很难去找线条找架构。我现在有这个想法，因为素材里面有很多风俗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包括一些生活方式很“田园”，它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而是那种充满生活气息的，农业社会最后的写照。我挺感动的是我们家那边的农民，他们可能会觉得累，但没有人觉得生活苦，而是把劳作当作日常。他们有时候挺乐观的，在洗菜洗着就开始唱山歌。

所以这不是我爸妈的特殊的现象。但是我爸上大学的时候就参加军乐队，他会很多乐器，所以他的音乐熏陶是从大学就开始的。他喜欢唱那种苏联的进行曲，比较有劲儿的旺盛的。我妈喜欢唱比较抒情、缠绵，人生哲理一点的歌。我爸比较喜欢唱宣言那种的，还有意大利歌剧选段。

Q：电影名叫《四个春天》，电影的内容也是这个家庭在四个春天里发生的故事，那必然要有详有略。导演如何做内容的取舍？

陆庆屹：因为我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我在生活当中，对于别人的生活，或者我眼见到的生活的参与感不是那么强。在我的观察里，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对于生活看到的大多数是片段，很少有对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有欲望。大多数情况下人都是生活的过客。

我希望这部片子不要过分代入个人情绪 ，不想渲染太强烈的感情，所以我在悲喜两头都有抑制。我希望让观众用自己的经验来填这个留白，这样可能比直接把所有事情讲清楚更好。但也没有什么事情，主要就是生活片段、情绪这些，最主要是对生活有态度。我对我爸妈最崇敬的地方，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爸妈对生活说过一点抱怨的话。我还是想把这种既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呈现出来做某种参考。

Q：片中有一个段落，将父亲和姐姐拍的视频剪辑到正片里，这个尝试听上去挺冒险的，但是最终效果非常好。导演是怎么想到这个方式的？

陆庆屹：我姐姐走后那一年，我爸包括我妈经常会把以前的东西拿回来看。一种气氛一直笼罩着这个家庭，那种时光流逝的无奈感是很强烈的。我虽然拍了4年，但呈现的是将近20年的家庭变化，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些东西。如果记录下来，我觉得我活的时间会更充足，因为会有这些东西让我体验当时的状态。当时有很多东西不是我拍的，但是他们记录下来让我在脑中填补这段生活，这对我来说很幸福。

我爸是天生的记录者，对什么事物都会观察，对世间万物都会怜爱。对于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些感叹。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爸妈和我姐出去玩儿回来，我姐和我妈走在前面聊天，我爸总会说“归家的路”。我听到这句话心就变得柔软了，很感动。我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隔了五十多年，我爸都能指着照片记住那些同学的名字。虽然你感觉他在片里存在感没有我妈强，但其实他是饱含深情的。他很少跟人交往，但每个交往就会记得很深。

Q：纪录片拍摄要求客观性，拍摄者从生活的参与者转变为观察者。以这个视角介入日常生活，是否会发现一些从前忽视的细节？

陆庆屹：这个肯定是的。你能够把当时时光记下来，重现，一遍又一遍看，肯定会发现忽略的细节很多。我之所以对外参与度不高，是因为在家里的参与度太高了。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说，包括银行卡都随便乱用，家人之间没有任何阻碍。

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彻底客观的记录者。因为我在拍他们，对他们来说也没有特别之处。我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抽离感，没有完全跳脱出来。只是我在做这件事情，他们知道，仅此而已。

Q：但是后几年可以看出来您入镜次数降低了？

陆庆屹：电影不是你的热情就能支撑起来的。当我想要做一部结构完整的片子，不止剪辑上，画面上也要提升，它能帮你讲述你的片子。后两年，我就开始买电影方面的书来看，从里面吸取了一些经验，结合我以前平面的那种拍摄意识，就需要一点时间来改变和磨合。最后的很多镜头，都是之前抓不到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预判性。

Q：您之前有提到纪录片的空间意识，您能再具体聊聊吗？

陆庆屹：我后面基本上就是固定镜头。但固定镜头里面有它那种内在的洞视，可能是一个非常微小的点在动，你才能感觉到空间的厚度。比如站在水渠上那个镜头，如果没有上面的树枝，这个镜头也没有意思，就是因为上面有那个树枝也在微风里微微晃动，才和它产生一个空间对应的视觉感。

我越到后期拍特写越少，觉得不应该放大人物本身的情绪，而是更应该体现他在生活中的状态。有些细微的东西不需要你那么清晰地去看到。人都很聪明，有那种敏感。除非你要拍强烈的情绪，你再去拍特写。有些选择和我拍那么多年照片有关系，会有一个本能的选择，一个画面里的松紧度是很重要的，这个意识我认为是应该有的。

Q：您的电影在后半段多采用固定机位，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侯孝贤导演。您之前在提到创作动机的时候，也说到是侯孝贤导演的一句话鼓舞了您。您是否受到他的影响？

陆庆屹：我自己觉得那个时候没受他到影响，可能更多的是成濑巳喜男。可能有一些吧，但是也不像。从影像的表达来说，影响我最大的是小津安二郎。他需要的也是一个客观的视角，然后里面的人自己在发生一些事情，他是一个很近很近观察的角色。到后期我可能更倾向于这样。但我不会拍夸张一点的镜头。早期会，比如说我想强调熏腊肉的烟，然后会贴近一点。但后来我会越来越远，这是一种自然的变化，我也没有刻意，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Q：您曾说过“每个普通的家庭都有它的诗意”，想请您进一步阐述一下您的创作理念或者主题。

陆庆屹：我觉得人需要去凝视自己的生活。人就是一个自然的产物，人应该爱自然，这个自然不止是世间产生的，包括时间带给你的变化。人应该接受它，就是再烂的状况中，你可以愤怒可以怎样，但你应该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必然的。

【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6月我对饭叔的线上采访。

45岁的北漂大叔陆庆屹，做过足球运动员、酒吧歌手、摄影师，电影拍摄零基础的他，用6年时间，完成了人生第一部电影，——拍摄家乡父母生活的纪录片《四个春天》。在2018年，专业电影团队进入前，“总投资”就是个1500块的三脚架，在豆瓣上获得很高评价，还被提名本届First青年电影节最佳纪录片、First青年电影节“惊人首作”奖，计划在今年年底院线上映。

一家人的“四个春天”

撰文 倪蒹葭

导演陆庆屹给人感觉温和腼腆，想象不出他曾是极其叛逆的人。15岁的时候，他跳上一辆火车，离家出走了。哥哥陆庆松当时在清华大学教音乐，给他找了北京的高中，但去了也是打架，没有毕业。之后他画过画、做过足球运动员、编辑、酒吧歌手、平面摄影师，北漂到现在。

2013年，他在网上写了一篇日记《我爸》，一下成了爆款，有成千上万的留言，而且都是善意祝福。

“因为我对我爸妈很了解，他们两个生活太甜美了。好像在他们的爱情里边，我们姐弟三个都是多余的。”

日记中放了挺多爸妈的照片，他想：为什么不用视频来记录呢？

陆家原来就有影像记录的习惯。90年代爸爸开始用DV来拍日常生活，“我姐送了他一个DV，他随时就带着，天生是一个拍纪录片的人”。

贵州独山县

从2013年起，每年春节回老家时，他用相机拍下父母唱山歌、打野菜、种花草的日常。

陆家有三个孩子。陆爸爸挚爱音乐，自己砍竹子做洞箫、笛子，会二十多种乐器。

陆庆屹说，爸爸有一个让他记忆最深的场景：1999年冬天，家里着大火，房间全烧黑了，爸爸从里面找到快烧成炭的小提琴，就坐在天井里，把小提琴擦干净，拉了有两小时。

“可能他心里也非常沮丧，需要音乐来安抚一下自己”。

爸爸爬上山顶，唱起歌来

陆妈妈脾气火爆，任何时候她都用山歌来表达自己，哪怕切着肉、洗着碗，她也能想到一首山歌来对应。

“拍摄的时候我才开始注意，比说我妈在那儿绣花，就看见她那个脚踩拍子；她在缝纫的时候，她身体里边那种节奏……

她没有在唱，但她心里有歌，她随时心里都在唱着歌”。

贵州独山县这一带的人似乎都是这样，妈妈的闺蜜来串门，也随口唱起歌来：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

电影中更让人觉得美好的，是父母两人的爱情。

出门时，爸爸总是自然地走在妈妈的身后，“有他的保护，她一辈子都是安全的。”

在家里，爸爸带着天真又快乐的神色，修凳子、整电灯，他说，“每天至少为家里做一件事”。

一次，爸爸兴冲冲地走进屋子，告诉大家：燕子今年又来了！妈妈却说：我喊你爸少高兴点，到时燕子一走，心又灰好几天。

清水煮白菜一样的家庭记录，出来的滋味却像是浓郁的高汤。

日子并不总是这么甜美。

从第二个春天开始，他们面对了每个家都要经历的悲怆——至亲的去世。

姐姐得了肺癌。导演记录下姐姐状况好的时候，能起来跟大家说笑的时候。

姐姐离开后，父母都生病了。

还好，妈妈拥有地母般的生命力。时隔一年，爸爸找出了短笛，自言自语着，“一年多没摸了，都是灰，吹也吹不起了”。

家里又有了音乐声，他们把姐姐的坟前收拾得像个小花园。

第四个春天，爸爸照着镜子说，“人老了就会东想西想，现在还能自理，如果将来不能自理呢……好玩”。

不管是爬山鞋子坏了、丢了东西，或者家里被烧，他最后都说“好玩”、“好玩得很”。

作为一部家庭纪录片，它不是大量生活记录中，偶然捕捉到几个精彩时刻，而是整个片子都涌动着情感，哪怕表象是极普通的日常。

片子最后一幕，在姐姐的坟前，下着春雨，爸妈种的土豆发了芽，绿意盎然。他们唱着《青年友谊圆舞曲》，试着跳年轻时的舞步。

妈妈想不起歌词又发出特有的“哈哈哈”大笑声，好像又恢复了活力，但实际上又是伤感的。

远处云雾中的青山若隐若现。

父母的家

“这个片子拍完了之后，我好像对父母的认识就变了。从制作的角度上来说，我跟他们拉开了距离，但在情感上我感觉更紧了。

有好多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在里边呈现出来，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对世界的爱”。

因为拍摄，意外记录下父母的很多片段。

比如送别时，“妈妈站在家门口看着我们消失在街角。她知道自己会哭，却又是个比较坚强的人，不希望我拍到她流泪，所以假装进屋去了。

她以为我走了，又再出来，发现还在拍”。

把家庭记录变成真正的电影

剪辑中的陆庆屹

从2015年开始，导演想要把《四个春天》做成一部真正的电影，他买来很多书自学电影的技术。

素材从2013年拍到了2016年春天，然后剪辑花了一年零八个月。

期间辞去了所有工作，每天剪差不多16小时。

父母年轻时：不管住在哪，家里总是种满植物

“爸妈在非常普通的生活环境里，保持一种独特的特质，我希望能够让他们自己看到。

我想要把他们的特质，在银幕上放大，在一个黑的空间里，目光只专注在他们身上”。

2017年底，《四个春天》在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首映，他把贵州的爸妈接来北京，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看片。现场能坐160人，来了190人。

放映结束，妈妈唱了一首山歌。

爸爸腿脚已经有些不便，站起来脱帽跟大家鞠躬，他说，“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老人的。”

现在，陆庆屹和哥哥陆庆松，一起住在北京六环外的院子里，种了满满的花草；在哥哥的小屋里，放着三架钢琴。

这里延续着父母家里的植物和音乐。

《四个春天》的“投资”只是一个1500块的三脚架，用一台带视频功能的相机拍完。

本来也没有任何配乐。在北京的第二次放映后，被专业电影人看到，他们非常喜欢，想要把片子推上院线，需要片尾曲，导演就说问一下哥哥陆庆松。

可能因为感情投入在里面，曲子很快就编写出来了，调子来源于妈妈在片子里唱的歌。

陆庆屹和声音设计

这些自愿加入的电影人，用院线电影的标准来完善它，同时不做商业技巧的展示。

“特别喜欢那帮人，他们特别尊重片子原本的创造意图”。

在闭门剪辑的一年零八月中，陆庆屹见过的活人不超过15个。其中院子邻居，艺术家刘耀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给了导演很多建议。

刘耀华说：“《四个春天》的独特，在于导演的初衷并没有想拍部电影，而只是在拍生活。

也希望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这对父母好有魅力啊’。

反观一下我们的人生，每一个父母不也值得这样去记录吗？”

部分图片提供：陆庆屹

最近在跟几个朋友筹划一起做个聊天节目，说到第一期节目要不要聊过年回家的那些事儿，朋友说行，那我们可以聊聊饭叔的《四个春天》，瞬间想起今天正好是《四个春天》的首映，查了一下场次，刚好四十分钟后有一场，毫不犹豫抓起衣服出门奔电影院去了。

影片缓缓开场，影厅里很安静，人不多，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我会哭得那么厉害，真的，尽管我预备了纸巾。我原以为只需轻轻擦擦眼角就够了，却发现哭得根本收不住，人生第一次在电影院里想扯开嗓子哭，为免被工作人员叉出去，我只能生忍着。走的时候是用围巾兜着脸落荒而逃的，真的很不好意思。直到回了家以后，眼泪仍旧一波一波地浮上来。我不知道是自己最近太易感，还是因为那些场景熟悉到太容易代入了。

群山怀抱的僻处西南的小县城，萧索的街道，朱红的门漆，贴着磁砖的小楼，这些都跟我的家乡如出一辙，方言也是相通的，就连烘腊肉腊肠的铁桶都是一样的。然而，我在老家很少见到像陆爸、陆妈这样会生活的人。他们打开了所有感知美好的触角，在抚触和关爱着这个奇妙的世界，物侯、人情、吃食，一草一木，窗外好看的婆娑的树影，夜空中绚烂的烟花，山上摇曳的蕨菜，万事万物总关情。在他们的眼里，一切的物种都有通感，所以他们关心天气冷了蜜蜂要挨冻了，赞美棒棒的花椒树结的果竟然能摘一整天，为去年的燕子今年又飞回来而狂喜，为腊肉腊肠闪耀着宝石般漂亮的光芒而自豪。

影片呈现了无数个他们生活的细节，毛毛糙糙的，大大咧咧的，每一个毛孔都满溢着甜美的爱意，每一举手，一投足，都是自在如意。他们在家里唱歌，舞蹈，喝着小酒，聊着几十年前的往事，出门去玩耍，用全部的热情在歌唱、赞美着生活。即使有一点不那么如意的事情，也能被他们的乐观化为美事。比如登山途中陆爸的鞋底开了，他竟然用茅草把整只脚和鞋子绑起来，简直天才！二老虽然已两鬓灰白，却仍然纯真烂漫如少艾，很多帧画面都让人想起古老《诗经》中的句子，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一样的三餐四季，竟被他们过出了一种桃源人家的感觉，如同一个美梦，让人只想一头钻进去不再醒来。

若说这一家人有什么超人的天赋，也就是音乐了。陆爸特别爱家，惜福，抽烟喝酒打牌等爱好一应皆无，就好在家里摆弄各种乐器，把自己修炼成了一个全能艺人，陆妈是能唱上几天不重样的山歌女王，陆家哥哥是做音乐的，陆家姐姐也有一把好嗓子，高兴起来随着歌声扭两下，身姿也是美美的，就连94岁的病倒在床的二伯，还要挣扎着唱歌。这一家子都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人无艺术身子轻，不会娱乐是蠢材”的格言。他们生活的节奏就是合着音乐的拍子，片中最经典的镜头是老两口各在一个房间待着，陆爸对着电脑在引吭高歌，陆妈则在隔壁的房间里踩缝纫机。缝纫机的节奏十分摇滚，陆妈专注的样子很像在弹奏，陆爸则像是站在有着万千观众的大舞台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们隔着一堵墙壁，看不见对方，身体与灵魂却在紧密地应合着，共奏着一曲琴瑟和鸣。

饭叔说他父母特别注重留存一家人的影像作为家族记忆，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热衷于留影纪念，陆爸更是早在97年就玩起了DV。看着他们坐在一起翻捡那些老照片，我的心里特别羡慕。因为父母感情不和以及四口人长年分居各地，我家没有一张全家福，我和弟弟也没有一张小时候的照片。我有一次在文章里提到成年以后平均三四年才会回家过一个年，有读者很震惊地评论说“那还叫家吗”，我只能心酸一笑，无言以对。

陆爸在叩拜祖宗的时候，陆妈在旁边开玩笑说让祖先“保佑陆运坤（陆爸的名字）快长高长大”。其实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的父亲脾气很坏，这样的玩笑要是发生在我家，很可能会引发一场家暴。当我回味过来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的家人们，我的长辈们，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像陆爸、陆妈那样在爱与尊重中生活过。我很难过，为他们，也为自己。生活本不该如此的。

天时有四季，人生也不可能总是春天，那么爱惜家人的老两口，却要白发人送黑发人。饭叔回避了姐姐离世时的情景，画面直接从病房跳到葬礼，葬礼期间的陆爸和陆妈在镜头前都没有流泪，包括姐姐的棺木抬走的时候，直到逝者入土为安，遗照迎回家中的时候，陆爸才像个孩子一样大哭起来。我大概理解他们。前几天我得知表妹去世，打电话回家慰问姨父。我这边一开口就已经泣不成声，姨父却无悲声，只是叹息，只是叹息。他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FY啊，我想不通呢，我八岁丧母，才五十五岁又要丧女？”仿佛面对这个突然空投而至的灾难懵然不知应对，要过一阵子才能咽下这个噩耗，难以想象等他的悲伤的闸门被启开时该有多么难过，而且是浸透余生的漫长的难过。

陆爸和陆妈在姐姐走后好长一段时间都不再唱歌，并且在心照不宣地考虑着自己的身后事，一度心绪低落，可是最后还是走出来了。饭叔说他爸妈以前下放到条件特别艰苦的地方，别的人都在苦恼抱怨的时候，老两口二话不说就动手建设家园了。他们的屋后是巨大的石山，陆爸每天抡个大锤去打石头，生生把巨石夷平，二老再去挑回塘泥来铺上，开始种菜，后来又挑厚土来，开始种树，几年后屋后就瓜果飘香、菜蔬满园，葡萄爬满山野，足供全校的老师来吃。

姐姐的离世就像那座巨大的冰冷的石山，已经年老的他们依旧没有气馁，一点点地将它啃下，以近乎蛮横的坚强将它化为沃土，使之重焕生机。他们把姐姐的墓地周边开垦成为菜地，播种、除草、浇水，叽叽喳喳地给姐姐讲新鲜事，抚去墓碑上的落叶与新雪。影片最末，他们终于在姐姐的墓前再度唱起歌跳起舞来。那个隆起的土包不再是伤口，它像旁边的菜地一样，像山间的草木一样，像天天走惯的路一样，成了他们生活中平实可触的一部分。看到这里我特别希望姨父也能早日抹平丧女之痛，珍重自身。

回味片子的过程像喝了一口老酒，虽然身处寒冬，胸口却微微发烫，眼中不断滚下热泪。马上又是一个春天，芳草年年绿，也愿梁间燕子、巢中蜜蜂、离家的人儿岁岁能相见，愿歌声永远环绕那座小院。

因为片子冷门，所以排片率很低，不看的话很快就会下线了，一定要马上去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