脐带

当我看过3600多部影视作品后，我对好电影的标准只有一个：感动我就行。《脐带》是好电影。导演/编剧是来自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的乔思雪，今年33岁，摄影是拍过《可可西里》的曹郁，曹郁的太太姚晨负责监制。

感谢曹征老师邀请，今天得幸去前门的保利国际影城看了《脐带》，跟影片里的男女主角一样，眼眶时有湿润，但也没怎么哭，但听网友说很多观众都哭到不行。

据车牌号，故事就发生在导演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全片使用蒙古语，这也是我认为该片最珍贵的地方之一：真实地呈现出当代蒙古族的生活方式，提醒大家中国文化多元的美丽。语言、饮食、建筑、交通、服装、音乐、风俗……这不是从外地游客眼里给出的猎奇风光，不走西方中心的（后）殖民主义滤镜，也不走汉族中心的沙文式居高临下视角，它就是在草原上世代生长的蒙古族作为主体的展现，看的过程中我会想起些改变了全球历史的蒙古史，他们历来就是这样生活的，这样的自然，这样的情感，在今天是这样的艰难，又这样的值得尊重，虽然并没多少人关心遥远的牧民……

而电影关心。电影就像上帝或长生天一样，爱着所有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电影主角的每个人。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花掉以及会继续花掉很多时间看电影的原因，这里有真实的爱与平等和自由，电影让我持续相信这些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并培植出勇气去追求。

说回《脐带》。片中有一幕是醉汉开车撞开了老砖房，呼啸的大风吹透残破的老房，好像工业文明对传统游牧文明的碰撞，剧情从这里开始振奋起来。没有工作的儿子全职照顾得了老年痴呆的妈妈，并陪她开始寻家，寻一个妈妈认为还有的家，那里有她的爸爸妈妈不断的笑意和温情的抚摸，那里有一棵半生半死的大树。为了防止母亲乱跑，儿子绑了根粗绳子在彼此身上，仿佛回到了有脐带的日子，只不过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互换了角色。

男主本人叫伊德尔，猛一看有点像贾樟柯和王栎鑫合体后变帅的样子，他真的是音乐家，中央民大音乐学院毕业生，所以片中对马头琴和电子乐的操作是真的，他安静诗意的气质部分应该也来自本人，据悉不少女网友都像片中驾驶着大摩托的塔娜一样被圈粉。说实话，这个年代像男主一样孝顺的年轻人确实不多了——全片阴浓阳淡的情感，就从这个点发出。

可能大部分观众感受到的是母子情，尤其是儿子对母亲的爱，我更有感触的则是情感的本真质地。任何一种人际情感，都源自一些本真的情感，比如父母爱孩子，孩子爱父母，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东西，但请问这些爱在今天，已经夹杂了多少私欲和纷繁，父母为了好成绩把孩子逼跳楼，孩子为了家产恨不得父母早死，不用看狗血电视剧来反思，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我们离本真的东西远了多少？我认为该片最珍贵的地方之二，就是它表现了人本真的情感，这在全球化、工业化、 商业化汹涌澎湃的今天，是多么动人。儿子从来没有哭天抢地，更多的是时不时涌出的幸福，那种时而回到子宫、时而又替母亲当起了家长的幸福。他是安心的，他真是个音乐家。

在乌仁娜的歌声中，一切本真在大草原和大湖的配合下得以真切具体地流淌。我是因为乌仁娜的歌声不时回想起十来年前老去看演出的青春岁月，包括乌仁娜那场演出，结合着自己的本真，我跟片中人物一起默默感动起来。最后一段篝火乐舞，红衣胖女孩太惊艳了，我完全进入满蒙藏游牧民族的生活趣味中，远离了喧嚣无聊的帝都虚华。结尾应该说非常不错，男主含泪剪短“脐带”，迎接了母亲的死亡，幻境中，母亲随盛装的父母和姐姐走向她心心念念的家。真幻之际，男主也终于骑着那辆苏式大摩托来到了那棵半生半死树，半嘛，四舍五入，生死皆宜，毕竟在超越性的生命智慧里，生与死本无界限，连接尘世众人的，不过是深情。这是我认为该片最珍贵的地方之三：探讨了生死，并表现了一定的超越性智慧，而没有俗气地悲伤或者怎样。

因为迟到了两分钟，我索性坐在第一排，银幕显得巨大，我似乎随时都可以进入到大草原里。场灯亮起，性感的黑暗消失，但好几个观众都跟我一样，听着歌一直看完演职人员表——话说做部尊重观众的电影是真不容易啊！

出来影院来到景区前门，闹，我心里是静，我染上了片中人物的深情，有深情的人，小则静水流深，大则超越生死。

最后，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我想说，正如塔娜的那句台词“草原上不能只有马头琴和呼麦”，任何传统都须要面对挑战调整以存续，但背弃传统，就像扔掉也许开始衰老甚至意识模糊的母亲，那就没有未来了，或者说，只会有一个变态恐怖的未来。

母亲的怀抱，传统的根，那里是爱的源泉，从那里获得爱以后，我们也可以变成爱的河流的一部分，将爱传下去，这样，爱就会永生。

普通观众能看到的近年来最好的文艺片之一，观看中途一度哭到倒气。 看完电影后生怕遗漏细节，试着去找电影解读，但翻遍了网上好像没有。文字首发在隔壁红薯，稍作修改并连夜注册账号发豆瓣。隔壁好像不太有人看长影评。 电影视角从儿子的眼光观察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蒙古族的历史社会记忆，草原的风光，以及生命和死亡的思考。 第一个亮点，母亲的命运倒叙推进电影。 电影语言不同于生活语言，母亲作为阿尔兹海默病患的台词必须予以认真思考。初次登场时以母亲的身份教育打架的儿子们，结尾病入膏肓时回归婴儿状态，尿床，惊惧，孱弱，下意识寻找父母。电影现实表层是儿子照顾患病母亲的故事，象征里层是倒叙讲述的蒙古女人的生命史诗。 第二个亮点，大量的隐喻和象征镜头。 半生半死的树从电影开篇就出现了，母亲在墙上执着乱画的的图画中，最显眼的就是那棵树。母亲回到老家后第一个夜晚，走失后在一棵树下熟睡。这棵树既是家的地标，亦是原始宗教生死观的具象。 链接母子的绳索象征脐带非常明显，但我要提醒的是绳索同时标注了母亲的生育。儿子外出听歌散步，把绳索拴在房间。母亲因为尿急，不顾绷直绳子牵拉试图出走，并重复我要憋不住了。绳子被割断时儿子出现在了镜头中，暗喻了一场生育的过程。 长生天与无人机的对应。寻找树的旅途中，无人机突然飞入画面，警告两人涉足私人草场，你们应该向东绕开。此时母亲目光莹莹看着无人机道：长生天开口说话了。在被无人机改变的路途中，她遇到了长生天的祭坛，一番虔诚祈求后，安详坦然地走向了生命终点。 儿子和当地女孩的爱情线看似很突兀，但在结尾处揭示了这条爱情线的用意。女孩自愿赶来帮儿子照顾病重的母亲。入夜时儿子和女孩在蒙古包中动情亲吻，于此同时病重的母亲惊醒，迷迷茫茫抱住儿子说：爸爸你要去哪，我害怕。在这段情节中母亲生命即将临近终点，也象征着生命起点，即蒙古包里的男女欢爱后新生命的诞生。是一切的结束，也是开始。 电影最后火光舞会中儿子与母亲的告别，是一场抽象的火葬葬礼。 除此之外，反复出现的酗酒醉汉，深夜撞进房子的载羊卡车，树林里的牛，迷路的羊羔，都有其象征意义。大哥这个角色联同动不动出现的酗酒醉汉，共同构成了蒙古民族的父亲记忆。他们是在电影中没有出现的苦难的，不善表达的，酗酒的，暴力的，勤劳能干的，质朴好客的，死于非命的蒙古父亲们。 我会推荐爱电影的朋友去看，每个人观感或许不同，我最爱它呈现的生命流淌的声音。 最后夸一下巴德玛老师厚重准确且层次丰富的演技，她站在那里就像蒙古草原上亘古存在的树木河流。

有幸担任了路演的主持，获得与导演对话的机会，有一个我在观看前做功课就预设了的问题，导演的回答给了我很深的触动，特此记录一下。

我的问题是：电影史上绝对不乏父子关系的探讨，日渐崛起的女性导演则愿意选择母女题材，那么作为一个90后女导演，为什么会设置儿子（而且是相对年轻的）与母亲这样一组人物？又是怎样把握这一男性角色？

导演说：她父亲这一辈总共有五个男孩，奶奶就是由五兄弟轮流照顾，非常妥帖；恰恰是站在女性视角，她发现男性其实可以温柔细致地关爱自己的妈妈，但是男性导演却总是不愿意表达与母亲的亲密，特别是男性在进行照护活动时流露出的柔软气质。

这让我颇有醍醐灌顶之感——意料之外，细想下来，也许是点破我潜意识中已有察觉又没有抓住的“情理之中”。因为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的父亲。他从来不是我崇拜的英雄、想要成为的人，也不是理想伴侣的模版；他总是像一个大小孩，虽然没有原则性错误，也是外人眼中的爱家好男人，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对于家庭的责任是相当缺失的。转变始于退休的前几年，父亲开始拒绝应酬而爱待在家里做家务；更大的转折则是我的奶奶脑溢血，逐渐失能失智之后，他承担起照顾奶奶的绝大部分工作，虽然也有姑姑和保姆，但他几乎每天都在自己和爷爷奶奶家两边奔波。直到去年奶奶去世，差不多六七年的时间里，父亲的照料工作无可挑剔，令我肃然起敬，自忖将来自己也未必能做到如此程度。

又想到前几日北大三女生那场炒作，她们本应讨论和推销的那本《始于极限》就深刻地辨析了“结构VS个人”的问题。性别理论向我们指出刻板印象源自结构的塑造，但某种程度上也把我们嵌死在这一结构中。如果说女性还被鼓励去“解放”和“颠覆”些什么，男性则更多是持续被批评指控、被要求反省——当然他们反不反省、能反省到什么程度是另一些问题，可是反省然后呢？你期待他们做什么呢？反省和行动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必须有充分的“知”才能有正确的“行”吗）？就像我明明看到父亲每日的付出，却想不起来再多问一层：一个男人会如何照顾他的母亲呢？他如何理解母亲，又如何理解自己的行为？依然父权制的世界里当然充斥着对于女性的种种压迫，但是当男性愿意与女性建立亲密的连接，并一定程度上敞开自己、让自己“像对方/像女性”时，它又会开启何种可能？没看到这一点，也是我的盲视吧。

感谢电影、感谢导演呈现了这种可能，或者说不是尚未浮现的可能，就是生活中时常发生但未被充分表述的那些经验，将它们再现和问题化。在这部电影里，“脐带”是母亲和孩子的连接，在这部电影之外，“脐带”也是这样一种提醒：性别问题的探讨除了主流的“压迫/反抗”模式，还应当容纳对于两性连接关系的思考——不是那种既定的连接（比如婚姻关系已然被当作压迫制度），而是在真正的敞开与接纳、在情感流动中重塑彼此的认知和行动。就像我不能说阿鲁斯是女权主义者，他也未必百分之百地理解和共情母亲，但恰是在与这位女性的连接中，阿鲁斯呈现出不一样的男性气质，在走向对方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

我总觉得，某种流派的女权主义尽可以主张对抗和分离，但广义的性别问题必然包括两性在世的真实相处，甚至说得hard模式和乌托邦一点——女权主义的任务包括改变男性？当儿子照料母亲，这种连接难道不能被看作至少是改变的开始吗？

PS：女性的问题则更加复杂一言难尽，比如人们常说“人老了会变回小孩”——加上一点性别化的表述就变成了“女人要卸掉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做回女儿or做回她自己”——然而这个所谓本然的自己是什么样？难道就是父母庇护下的小孩，一个单纯而空洞的“自己”？为什么作为母亲妻子的一生被看作“不是自己”、而是一副终将抛弃的枷锁？又为什么女性不能将妻子母亲以及职业身份、将工作家庭及一切生命经验都看作是构成她自己的实在？如果女性能够真正强大，我希望不要有那么多追求轻盈的抛弃与逃离，相反我们能够将悲欣交集的人生都看作自己的行李，在终点迎接一个充盈的、沉甸甸的自己。

2023年3月18日，由曹郁、姚晨监制，乔思雪执导兼编剧，巴德玛、伊德尔领衔主演的家庭剧情电影《脐带》于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陪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回到故乡草原，寻找她念念不忘的“阴阳树”的故事。影片在制作完成后，便作为唯一的中国内地影片入围了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并在年前举办的第4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斩获“最佳技术奖”的殊荣。

《脐带》是一部导演处女作，却吸引了行业内非常资深的创作团队，他们携手创造了一个高品质的内容作品。为何这部电影能够保持如此完整的作者表达，并确保剧本的高品质在制作端得到延续？对于电影主创们看中它的是什么？和本片制片人刘辉、胡婧聊了聊《脐带》的拍摄过程，揭开《脐带》背后的制作故事。

原文首发影视工业网。

木西：影视工业网：先谈下《脐带》这个项目的缘起吧，是怎样的过程？

刘辉：我认为电影始于感性，成于理性。如果没有理性作为一个基础，可能有再好的感性，也没有办法形成电影。

《脐带》这个项目，也是始于感性。认识《脐带》是在FIRST创投上，第一次确实被里面的场景，以及母子情感打动。但我会怀疑这是不是个体感受。后来把剧本发给姚晨及曹郁老师，还有公司另外两位联合创始人，当大家都找到了这种共同的感动时，我认为这种感动是一种普世情感上的感动。并且这种感动，在当今工业化社会中，非常珍贵，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做这部电影。

感动之后，那就要为自己的感动负责。开始考虑这个项目如何去操作，在这个阶段要加入很多理性判断。行业内一直有种说法，少数民族题材和体育题材不能碰。但从我们不会这么考虑问题。类型化的电影，有它自己的生存价值，那小体量电影也有自己的生存渠道，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

虽然未来在市场上会有风险，但是如何把控风险，这是理性的。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以往经验，利用一些资源，去判断片子的体量，以及根据未来市场体量来保持一个平衡。在这样有限的投资里，去邀请到能和导演一起发生化学反应的团队，大家一起战斗，从而把这部片子实现。所以我觉得电影还是一个平衡感性与理性之美的一种艺术产品。而且票房只是电影的一种价值，它还有长期的艺术价值、精神价值，以及人文价值。这些价值也是我非常坚持的，然后在这种坚持下，也导致团队一起受苦。

《脐带》剧组；右2为胡婧、右3为刘辉

木西：两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的具体分工。

刘辉：我进入这个行业是以投资为切入口，在《找到你》这个项目上通过和陈洁老师的合作，学到了很多专业电影人和资方关系处理的方式，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基础。到《送我上青云》，又和顿河老师学到了很多关于制片和投资的经验。

当然，我也非常清楚，做事情的敬畏之心非常重要。《脐带》这个项目如果是一个小体量制作，我认为我可以把控。但像目前的制作规模，我认为我的经验不足。虽然《脐带》的投资很小，但我们想把每一分钱都花在有用的地方。后来认识了胡婧，所以我们决定要把胡婧邀请进来，和我们一起去实现这部电影的所有想法。

胡婧：分工简单来说，投融资，包括项目运作方面，辉哥更能代表坏兔子影业，所以以公司为介质的沟通都是通过辉哥辅助。我是以独立制片人的身份加入到这个项目，项目制作部分、包括制作班底的搭建，以及后期拍摄制作规划等等主要我在负责。

木西：对于《脐带》这个项目，是怎样进行定位的？

胡婧：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更希望把项目先从体量上进行区分，从最终想要把它拍成什么成果来定位。

刚从创投拿到这个项目时，《脐带》当时的规划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项目预算。这一版的投资预算是导演自己做的预算框架。当我知道坏兔子影业对于这个项目最终的期许和定位后，我认为他们憧憬的艺术成果和导演的预算不匹配。

《脐带》到了坏兔子影业以后，大家对它的期许非常一致。在我听完他们的期许以后，也就知道了它的定位：它是一个中低成本制作，绝不是最初设想的小成本。

刘辉：对我来说比较现实，就是要去平衡这个片子到底投多少钱，然后能收回多少钱。《脐带》未必是一个能有多大票房产出的类型片，加上它是一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多还是对于艺术的追求，所以票房未必会作为未来收入重点。可能需要创投奖金，地方文化产业基金，作为一个补充收入和支出的平衡。

但我认为所有的作品都是有边界的，你不可能期望一个商品具备所有的功能。然后在制作时，也未必可以无限的投入资金。比较完美的是大家在一个边界中，做好这个作品。而这个边界的确认，需要所有主创在不断的磨合中去最终确认。所以这种确认过程它是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不是单一的平衡，是动态多点的平衡。

木西：做一个项目需要花费很久的时间和费用，对你们而言，是如何找到坚持的信心？

刘辉：对我来说是更多考虑是信念，而不是信心。信心是一个很难琢磨的东西，它不具备传递性的。有时候它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是不是盲目的信心？所以我个人更相信“信念”。

当你有信念时，未必是一种信心上的乐观主义。你可能会看到很多问题，但我们的使命和工作就是把问题解决掉。你一旦找到最原始的驱动力，你就会找到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和价值。反而认为这件事情更容易做好，更容易坚持。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依然可以让你保持冷静和客观。

胡婧：信心它既有相互之间的给予，也有来自信念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初心非常好，就是想做一部好电影。想把剧本里所展现出的诗意和美感变成很好的视听语言。事情在一步一步实现过程中，都会让自己坚定初心。然后，也有一步一步得到阶段性的成果和累积，这也会反增我们最初的信心。

其实从《脐带》剧本拿到坏兔子影业，到正式开机，剧本我们又打磨了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我们参加了两次创投。做项目不能完全封闭，需要听到更多的声音。在这两次创投上，《脐带》剧本也得到非常好的反馈，这些阶段性的成果一直在反馈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最初坚定的信心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去做。

刘辉：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生争吵，但是这种争吵不会打击我们的信心，反而让我们更理解彼此对职业追求的信念感。

因为有信念，我愿意为这个项目有所付出，我愿意节省更多的钱，然后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们和导演堪景之后，剧本涉及到一个比较大的调整。这时候我内心也会有一点信心不足，剧本已经改了两年，我不知道导演是否还有力气更改。导演反而告诉我，不管怎么样，她想把这个东西做好，也正是信念感一直在驱动着她。

这种反馈也会反哺给我，让我更有信心。我相信我们所有主创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坚信自己的信念感。所以对我个人，对剧组和《脐带》这个项目来讲，都是非常幸运的。所有的人的信念统一在一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想做出一个好的作品。

胡婧：《脐带》有很可贵的一点，就是所有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的人，大家对《脐带》这个项目非常纯粹，这点非常难能可贵。也就是因为大家有了这个纯粹的目标，才能有今天呈现在大银幕上的结果。

《脐带》获得金鸡创投评委会推荐项目

木西：《脐带》参加创投，都得了什么？

点点：一个剧本走到创投，其实要经过初审、复审还有最后的终审。《脐带》很幸运走到了终审，最后又拿到了一些奖项。它每一轮都是有评审的，创投在每一个环节都会给予指导和相应的帮助。

在复审阶段，我们会和导师评委们见面去阐述你的项目，这其实是推销自己的环节。在这个过程中，评审们会提出一些疑问或是建议，我认为这很宝贵。评委提出的问题或不足，我们都会很慎重的去考虑。

我们也很幸运，两次在创投上都拿到了奖项，这些奖项既是对我们的认可和鼓励，也会增强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信心。它还有一些相应资金上的奖励，这对《脐带》也是一种帮助。另外我们也有资方是通过创投看中了《脐带》而参与投资的，所以我认为创投确实是多层面的能够提供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帮助。

监制、摄影指导曹郁与导演乔思雪在现场

木西：一个项目进入公司之后，需要面对非常多的策划。而且《脐带》的其他主创非常资深，在制作开发过程中，如何保护《脐带》的作者性？

刘辉：创作期导演需要有一个能力三角：导演的剧作能力很重要，剧作能力会决定他能不能去实现内心的一些想法。另外，能力三角的最底层，还是要有信念感。要找到自己心里最感动、最想表达的东西，如果这个走着走着就忘了，那最后大家是无法形成合力的，而嫁接两个能力上的就是沟通能力。在没有沟通能力的前提下，很多事情再有营养，你也没有办法拿过来为它所用。所以我认为沟通是能力三角中最核心的一个能力。

另外，非常重要的就是包容和吸收能力，聪明的创作者总是会找到一群特别厉害的人，然后从他们身上找到闪光点，加到自己作品里，这就是一个吸收的过程。

胡婧：和其他主创的合作担心肯定是会有，但是我们在前期更多是把担忧转化成和导演的探讨，探讨如何和主创们一起作战，如何去发挥主创们的优势。导演需要具备的是综合能力，但老师们都是在自己专业领域里最优秀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怎么把他们的强项，发挥在这个项目中。

在一年半的筹备时间里，我和辉哥最主要做的是先给导演释放压力。其他主创愿意加入这个项目，就是对项目和剧本的认可。在前期磨合中，我更希望导演能够把所有问题暴露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及时预警，告诉她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把问题遗留在现场。

导演过去其实不太善于沟通和表达，比较内向和文静，我们也会告诉她要克服这些，导演是剧组里的灵魂，你的工作就是要和所部门沟通，拍摄是做不到把沟通场景设定为一对一的交流，所以你要有意识地去克服。

刘辉：关于新导演我其实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要建立共同语境。人和人建立最初的沟通时难免会带着有色眼镜，但我们要克服它，摘下这个眼镜，回归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然后在这样的沟通下，去建立共同沟通的语境，这个语境会缩短人与人之间的磨合时间。

木西：就《脐带》这个项目而言，在开机前有没有预判制作上会有哪些困难？

胡婧：最大的困难还是：穷。

其实制片就是这样，无论多大体量，最后都会发现诉求永远大于你能支配的金额。其实还是要控制欲望，这个欲望来自各个部门、各个环节，还是怎么去做一个平衡和适配的问题。更多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省钱，其实还是在寻求性价比的问题。怎么用同样的价格去做到性价比最高、最好。这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也希望在每个项目里都能呈现到这个标准。

这个电影首先有一个天然的劣势，就是需要在偏远地区拍摄。《脐带》主要拍摄地在呼伦贝尔，存在着一个交通不便、天气恶劣的条件。而且《脐带》的制作体量相对较小，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怎么在这样制作体量下去匹配主创、在有限的人员、时间和条件里完成诸多的实际制作，这些都是可预知的问题。

刘辉：从过去我管公司的经验上来预判，团队的磨合是需要时间的，对于我来说剧组这汇总快速组成又面对巨大压力的工作，会出现一些突发情况，或者无法解决一些问题。

但随着我们建组筹备，然后到拍摄，但是我确实看到了一群人变成了朋友，或者是合作关系比较好的团队，形成了一种对稳定的创作关系。我认为这来源于大家的信任基础，还有沟通，以及大家的价值观是相对统一。

这是我非常惊喜的地方，很像管理学里提出来的正念管理。当你有一个正念，有一个理想和目标，然后找到了一群和你价值观体系很一样的人，大家在一起做事，他就很容易达到一个高效的团队组织。

木西：在制作上行业经常会出现“行活”的问题，而“行活”其实对于作者电影影响非常大，你们会不会有这个担心？

胡婧：《脐带》我不会担心这个问题，这几位主创我非常了解，而且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合作。

其实做项目也是在找有缘人和志同道合的人，可能对于第一次合作会有这样的顾虑，但是可以从过往的作品去判断。当过往的作品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呈现，很多东西其实你就已知了。然后，很多东西其实是相互的，形成行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因为要求没有说清楚，还是他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形成的原因肯定是多重的，不能一概而论。

人与人之间它发生的化学反应确实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些创作者合作起来就是非常舒适、非常开心，但是同样的人，换到不同的团队，可能合作得就不愉快。所以这个需要大家相互找到原因。

包括在有限的预算里，怎么呈现出一个最好的结果？预算的问题，其实各个部门都会面临需要和制片讨价还价的问题，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制片有没有和各部门共同解决问题的态度，这个很关键。如果只用钱来衡量，把问题推给另外一方，这样绝对是不负责任的。虽然大家有部门之分，但项目是一个整体，大家还是在为一个项目、一个目标去努力。所以在这个环节里，我更希望制片和各部门共同去解决这些问题。当制片真正用心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其他部门是有感知的，也会被你感化，去和你一起想办法，因为他不是孤军奋战，所以我认为合作的氛围非常关键和重要。

木西：《脐带》的拍摄周期是如何制定的？

胡婧：为什么我们的监制认为拍摄《脐带》周期充足很重要，因为曹老师认为光很重要，在剧本里其实有很多关于天气和具体时段的描写。我也理解他在看文字时，就可以把文字直接转化成视觉效果。

因为我是统筹出身，所以对计划非常敏锐。我看剧本后的第一反应是夜外戏很多，黄昏戏很多。这确实是会给拍摄带来很大困难，因为这是需要抢时间拍摄的戏份，对于拍摄很难完成。所以它在比例上是有一定的问题的，那我们怎么能在不伤剧作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合理性的调整，这个非常关键。

导演在写剧本时未必有实操概念，但是到准备阶段，就要艺术与技术结合着看问题。首先，我非常尊重和保护创作者，在有限的条件里，我会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诉求，但如果不能全部实现，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做取舍。

在取舍中，精华一定要保留，而且我们的成本也要花在这里。但如何去判断，需要制片与创作者共同决策，这样也更客观。这其实就涉及到了艺术表达和最终呈现。所以在前期更改剧本阶段，我就提出了关于气氛的问题，要结合实际操作问题考虑在内。

电影最后一场篝火戏就是全片花费最高的一场戏，钱在这里一定不能节省。这里有最美的画面呈现，而且这场戏有非常浓烈的情感表达。这场戏也是在结尾，一定要给观众走出影院时留下一个良好的“离场感”。无论从剧作、情绪还是市场来讲，这场戏都非常重要。所以主创提什么要求，我都会尽量满足。当然，也需要考虑费用问题，但这里绝对不能压缩艺术要求。

《脐带》其实有很多日外戏，拍摄的气氛都恰到好处，这个离不开我们的统筹金雪梅对于计划的合理安排，她真的非常尽心尽职。金姐有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非常好的机动性。在草原上拍戏，天气不受控制，一旦天气出现变化，团队需要做出什么应急反应？统筹的灵活性在这里就能充分展现出来。

我们每天在有一个基础拍摄方案的同时，它还会有plan b、 plan c可供选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我们会怎样应对，如果提前完成拍摄，我还可以拍摄什么，她会把这些分门别类做的特别好。这样通告单发出之后，大家就非常清楚一天的任务，所以我们非常幸运能有金姐这样认真的统筹，帮我们把计划安排得周密、合理。

而在费用支配上，我们确实无法给团队带来更高的生活标准，只能保证大家的基本舒适，但是所有主创是同吃、同住，大家一起扛这些问题。

刘辉：其实对我来说的话，还是要找到边界。找到边界后，大家一起想方法，解决问题。

在剧本阶段，我们实现了一次剧本剪辑，在剧本阶段用文字做了剪辑，感受画面最后到底会是怎样，把在拍摄上过于要浪费时间或资源的戏，做了一个剪辑。我们可以完成这个操作，也是得益于两位监制有丰富的制作经验，这样就能够保证剧本中每一场戏都是有效性的。

这个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制片人就可以完成，需要大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想办法，在一个边界里把它完成。所以比较有经验的制片人和有经验的监制，是会对新导演的项目有所帮助，可以让钱更花在刀刃上。

木西：因为前期已经预判了一些问题，那对于解决问题的人也非常重要，所以制片团队上是如何考虑的？

胡婧：小体量制作，面临的问题一定与大制作不同，更多还是怎么解决问题。

制片团队还是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团队，我们从《老炮儿》《八佰》就一起合作。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现场解决问题以及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都很强。因为制片组加上场务只有8—9个人，所以大家在工作上就不分你我。

其实到我们主场景需要穿过一片很长的森林，又因为天气非常恶劣，在实操上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在置景的时候还是冬天，气温还在零下十几度，很多效果都很难实现。而草原下雪之后，草下全是稀泥，车每天几乎都要陷入泥中。我们一定要在开拍前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无论是司机、车管还是场务，在完成他们本职工作以外，大家还要一起帮忙合力去修路。

木西：男主不是职业演员，这个问题你们是如何考虑的？选择时考虑的是什么？

胡婧：选角上，我们两位监制起到了非常大作用，尤其是大姚姐（姚晨），因为她本身就是演员，所以无论前期选角，还是后期拍摄，对于演员都挑选、表演的把控和细节的调整，大姚姐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脐带》的目的很纯粹，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知名度的问题。但专业性是我们考虑的重点。比如说像阿鲁斯这个角色，我们最开始是没有跳脱出职业演员的选择。

因为这个角色要求很多：要会说蒙语，还要会拉马头琴。最初还是用传统的选角方式，基本上找到了适龄的学过表演的全部蒙古族的演员。但在职业演员寻找一圈儿后，大家都感觉不太对。所以当时也在探讨做些取舍，比如考虑放弃马头琴的条件，看看这个后期能否适当去学习。

大姚姐当时也发动了很多音乐圈的资源，后来伊德尔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被推荐过来的。大家看到视频时，都认为非常不错。而且，他刚好和导演认识，自身又是音乐人，和角色的契合度很高。

木西：因为是非职业演员，在制作上有考虑哪些方式来避免问题吗？

胡婧：我们的拍摄顺序是相对顺拍，一个是考虑到季节的变化，这样的拍摄方式，也会减轻其他部门的压力，准备工作可以更加循序渐进。对于导演也很友好，更加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到演员的表演。

伊德尔不是专业演员，没有学习过表演技巧，进入角色需要时间。故事又涉及到他和母亲的情感，所以他和母亲的关系非常重要。最后篝火剪断脐带那场戏非常难，可是演员完成的非常好。伊德尔拍完那场戏，还没有从情绪中走出来，因为他已经真正进入到了这个人物。有了这种科学的计划生产，这里的表演，它既是演的，也是真的。

木西：从制片人和青年导演合作的角度，以及在剧组的管理层面，能不能提供一些建议？

胡婧：我过去服务于头部导演居多，其实和青年导演的合作经验是有限的，《脐带》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的过程。

青年导演的机会现在确实会更多一些，这也是行业和时代的进步。但我觉得对于制片公司而言，选人和选项目同样重要。青年导演因为经验少，他的抗压能力和耐力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剧本，有的人他可以做到深耕几年，但也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就失去了信心或坚守。思雪导演她的优点就是很有韧性，《脐带》的剧本一直在打磨，但是她很有韧性，一直在坚持。这一点，很重要。

另外，很多青年创作者他们其实都有很新的创意、想法和表达，但是在制作经验上不足，因为他们缺少实操经验和生活阅历。但我认为青年导演也应该剔除怕被人说经验不足的戒备心。好的创作者都非常单纯，而且这个行业很惜才。在前期阶段，大家要尽可能地去展现自己的不足，这个不丢人。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你，是一件好事。这样大家才可以帮你补足劣势，形成一个合作的良性循环。

刘辉：剧组的特点是快速成立，快速完成一项艰巨任务。大家彼此的信任成本其实非常高，如果大家想做项目，平时还是要有一定的沟通积累和信任建立。人脉和资源应该作为长期储备去准备，只有这样，在做一个项目时，才有可能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如果形容拍摄是打仗，那团队就是两个人背对背，彼此看不见。你要相信背后的这个人，很重要。所以要找对人，然后这个人也理解他在团队中处于什么职责，要完成什么任务。最终大家坚持一个理念，一起打一场胜仗。我认为这是快速形成一个团队，在边界中创作非常重要的三点。

很细腻，音乐动人。没有搞内部东方主义，人的境遇，天下是相通的。不止这部，鲜卑主题的作品基本都没有，不像吐蕃是重灾区。上一部印象深刻，《海的尽头是草原》。

本片借女二的口说：我喜欢你搞的东西，我们不是只有马头琴和呼麦，也不是永远生活在过去。女二很美，质朴刚健。

最后母亲去了长生天，儿子骑着跨子，找到了半枯半荣的树。

生命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保护，是尊重其选择。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人物形象/弟弟阿鲁斯：从自以为保护母亲到认识母亲最后成全母亲。母亲娜仁佐格：在墙上画着蒙古草原（向往着自由不想被束缚）；面对儿子们争斗“你们哪有儿子样，哪有兄弟样”好似站在客观的视点对兄弟二人评价，又好像回光返照一般清醒；阿鲁斯在树林里找到的那只牛就好像他的母亲一般茫然无助；看到车就上，在她的潜意识里，车就是通往家的工具，只要上车就能回家。哥哥：顽固的守护着母亲。女人：阿鲁斯母亲一般的存在，帮助他鼓励他仰慕他爱恋他。 不同于女性，男性对待家庭的意识更像是一种保护和情感上的占有。从大男子主义出发，以保护为由，让失去行动能力的亲属听从自己的所谓的最好的安排。但是却不考虑亲属的感受，只做着自己最以为正确的的决定。 影片最后，具有宗教仪式一般的母亲的父母以及他们带来的随行队伍叫魂一般喊走了娜仁佐格，儿子不同于以往的保护主义而是采取了自由主义，割断了那如脐带一般链接自己和母亲的绳子。在蒙古人眼中，死亡和新生一样重要，母亲割断脐带，儿子诞生，儿子割断如脐带一般的绳子，母亲离去，两者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宗教意义。 现代事物的侵入：传统马头琴和现代电子琴、交通工具马和汽车、马靴和运动鞋、无人机劝退。影片在表现母与子之间的关系之时，也用了一些笔墨描写这些现代事物对于他们本来生活的冲击，致使其茫然的一种社会困境。对于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儿子，母亲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儿子也在与母亲的相处中一步一步重新接洽传统事物，放弃传统观念，尊重母亲的人格，让其自己选择生命的路。 脐带：母亲和弟弟之间的那条绳子蜿蜒的河和湖（脐带和胎盘）；路；在草原上的房子（如同胎盘孕育新生儿一般保护着他们，直到被撞坏，意味着闯入者的侵入）和塑料布（胎膜一般）。 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影片中存在着各种各样起到链接作用的事物，他们都是脐带，链接着母亲和儿子、链接着现代和传统、链接着当下和未来。